龙应台: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文史哲?

在台湾,我大概一年只做一次演讲。今天之所以愿意来跟法学院的同学谈谈人文素养的必要,主要是由於看到台湾解严以来变成政治淹盖一切的一个社会,而我又当然不能不注意到,要领导台湾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人物里有相当高的比例来自这个法学院。总统候选人也好,中央民意代表也好,不知道有多少是来自台大政治系、法律系,再不然就是农经系,李登辉是农经系,是不是?(笑声)

 

但是今天的题目不是「政治人物」,而是「政治人」要有什么样的人文素养。为什么不是「政治人物」呢?因为对今天已经是四十岁以上的人要求他们有人文素养,是太晚了一点,今天面对的你们大概二十岁;在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今天在座的,也许就有四个人要变成总统候选人。那么,我来的原因很明白:你们将来很可能影响社会。但是昨天我听到另一个说法。我的一个好朋友说,「你确实应该去台大法学院讲人文素养,因为这个地方出产最多危害社会的人。」(笑声)二十五年之後,当你们之中的诸君变成社会的领导人时,我才七十二岁,我还要被你们领导,受你们影响。所以「先下手为强」,今天先来影响你们。(笑声)

 

我们为什么要关心今天的政治人,明天的政治人物?因为他们掌有权力,他将决定一个社会的走向,所以我们这些可能被他决定大半命运的人,最殷切的期望就是,你这个权力在手的人,拜托,请务必培养价值判断的能力。你必须知道什么叫做「价值」,你必须知道如何做「判断」。

 

我今天完全不想涉及任何的现实政治,让我们远离政治一天。今天所要跟你们共同思索的是:我们如何对一个现象形成判断,尤其是在一个众说纷纭、真假不分的时代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之中的某个人也许必须决定:你是不是应该强迫像钱穆这样的国学大师搬出他住了很久的素书楼;你也许要决定,在「五四」一○五周年的那一天,你要做什么样的谈话来回顾历史?二十五年之後,你也许要决定,到底日本跟中国跟台湾的关系,战争的罪责和现代化的矛盾,应该怎么样去看?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也许你们也要决定到底台湾和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历史发展上,又处在什么地位?甚至於,西方跟东方的文明,他们之间全新的交错点应该在哪里?二十五年之後,你们要面对这些我们没有解决的旧问题,加上我们现在也许无能设想的新的问题,而且你们要带着这个社会走向新的方向。我希望我们今天的共同思索是一个走向未来的小小预备。

 

人文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暂时接受一个非常粗略的分法,就是「文」「史」「哲」,叁个大方向。先谈谈文学,指的是最广义的文学,包括文学、艺术、美学,广义的美学。

 

文学——白杨树的湖中倒影

 

为什么需要文学?了解文学、接近文学,对我们形成价值判断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文学有一百种所谓「功能」而我必须选择一种最重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个很精确的说法,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在我自己的体认中,这就是文学跟艺术的最重要、最实质、最核心的一个作用。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人熟不熟悉鲁迅的小说?他的作品对我们这一代人是禁书。没有读过鲁迅的请举一下手?(约有一半人举手)鲁迅的短篇《药》写的是一户人家的孩子生了痨病。民间的迷信是,馒头沾了鲜血给孩子吃,他的病就会好。或者说《祝福》里的祥林嫂;祥林嫂是一个唠唠叨叨的近乎疯狂的女人,她的孩子给狼叼走了。

 

让我们假想,如果你我是生活在鲁迅所描写的那个村子里头的人,那么我们看见的,理解的,会是什么呢?祥林嫂,不过就是一个让我们视而不见或者绕道而行的疯子。而在《药》里,我们本身可能就是那一大早去买馒头,等看人砍头的父亲或母亲,就等着要把那个馒头泡在血里,来养自己的孩子。再不然,我们就是那小村子里头最大的知识份仔,一个口齿不清的秀才,大不了对农民的迷信表达一点不满。但是透过作家的眼光,我们和村子里的人生就有了艺术的距离。在《药》里头,你不仅只看见愚昧,你同时也看见愚昧後面人的生存状态,看见人的生存状态中不可动摇的无可奈何与悲伤。在《祝福》里头,你不仅只看见贫穷粗鄙,你同时看见贫穷下面「人」作为一种原型最值得尊敬的痛苦。文学,使你「看见」。

 

我想作家也分成叁种吧!坏的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好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这是叁个不同层次。

 

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在这种现实里,除了理性的深刻以外,还有直觉的对「美」的顿悟。美,也是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假想有一个湖,湖里当然有水,湖岸上有一排白杨树,这一排白杨树当然是实体的世界,你可以用手去摸,感觉到它树干的凹凸的质地。这就是我们平常理性的现实的世界,但事实上有另外一个世界,我们不称它为「实」,甚至不注意到它的存在。水边的白杨树,不可能没有倒影,只要白杨树长在水边就有倒影。而这个倒影,你摸不到它的树干,而且它那么虚幻无常:风吹起的时候,或者今天有云,下小雨,或者满月的月光浮动,或者水波如镜面,而使得白杨树的倒影永远以不同的形状,不同的深浅,不同的质感出现,它是破碎的,它是回旋的,它是若有若无的。但是你说,到底岸上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是水里的白杨树,才是唯一的现实。然而在生活里,我们通常只活在一个现实里头,就是岸上的白杨树那个层面,手可以摸到、眼睛可以看到的层面,而往往忽略了水里头那个「空」的,那个随时千变万化的,那个与我们的心灵直接观照的倒影的层面。

 

文学,只不过就是提醒我们:除了岸上的白杨树外,有另外一个世界可能更真实存在,就是湖水里头那白杨树的倒影。

 

哲学——迷宫中望见星空

 

哲学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哲学?

 

欧洲有一种迷宫,是用树篱围成的,非常复杂。你进去了就走不出来。不久前,我还带着我的两个孩子在巴黎迪士尼乐园里走那么一个迷宫;进去之後,足足有半个小时出不来,但是两个孩子倒是有一种奇怪的动物本能,不知怎么的就出去了,站在高处看着妈妈在里头转,就是转不出去。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处境,当然是一个迷宫,充满了迷惘和□徨,没有人可以告诉你出路何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尤其是「解严」後的台湾,价值颠倒混乱,何尝不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迷宫里,每一条路都不知最後通向哪里。

 

就我个人体认而言,哲学就是,我在绿色的迷宫里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晚上降临,星星出来了,我从迷宫里抬头望上看,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哲学,就是对於星斗的认识,如果你认识了星座,你就有可能走出迷宫,不为眼前障碍所惑,哲学就是你望着星空所发出来的天问。

 

掌有权力的人,和我们一样在迷宫里头行走,但是权力很容易使他以为自己有能力选择自己的路,而且还要带领群众往前走,而事实上,他可能既不知道他站在什么方位,也不知道这个方位在大格局里有什么意义;他既不清楚来的走的是哪条路,也搞不明白前面的路往哪里去;他既未发觉自己深处迷宫中,更没发觉,头上就有纵横的星图。这样的人,要来领导我们的社会,实在令人害怕。其实,所谓走出思想的迷宫,走出历史的迷宫,在西方的的历史里头,已经有特定的名词,譬如说,「启蒙」,十八世纪的启蒙。所谓启蒙,不过就是在绿色的迷宫里头,发觉星空的存在,发出天问,思索出路、走出去。对於我,这就是启蒙。

 

所以,如果说文学使我们看见水里白杨树倒影,那么哲学,使我们能藉着星光的照亮,摸索的走出迷宫。

 

史学——沙漠玫瑰的开放

 

我把史学放在最後。历史对於价值判断的影响,好像非常清楚。鉴往知来,认识过去才能以测未来,这话都已经说烂了。我不太用成语,所以试试另外一个说法。

 

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给我带了一朵沙漠玫瑰。沙漠里没有玻瑰,但是这个植物的名字叫做沙漠玫瑰。拿在手里,是一蓬乾草,真正的枯萎,乾的,死掉的草,这样一把,很难看。但是他要我看说明书;说明书告诉我,这个沙漠玫瑰其实是一种地衣,针叶型,有点像松枝的形状。你把它整个泡在水里,第八天它会完全复活;把水拿掉的话,它又会渐渐乾掉,枯乾如沙。把它再藏个一年两年,然後哪一天再泡在水里,它又会复活。这就是沙漠玫瑰。

 

好,我就把这个团枯乾的草,用一个大玻璃碗盛着,注满了清水,放在那儿。从那一天开始,我跟我两个宝贝儿子,就每天去探看沙漠玫瑰怎么样了?第一天去看它,没有动静,还是一把枯草浸在水里头,第二天去看的时候发现,它有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已经从里头往外头,稍稍舒展松了,而且有一点绿的感觉,还不是颜色。第叁天再去看,那个绿的模糊的感觉已经实实在在是一种绿的颜色,松枝的绿色,散发出潮湿青苔的气味,虽然边缘还是乾死的。它把自己张开,已经让我们看出了它真有玫瑰形的图案。每一天,它核心的绿意就往外扩展一寸。我们每天给它加清水,到了有一天,那个绿色已经渐渐延伸到它所有的手指,层层舒展开来。

 

第八天,当我们去看沙漠玫瑰的时候,刚好我们邻居也在,他就跟着我们一起到厨房里去看。这一天,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完整的、丰润饱满、复活了的沙漠玫瑰!我们叁个疯狂大叫出声,因为太快乐了,我们看到一朵尽情开放的浓绿的沙漠玫瑰。

 

这个邻居在旁边很奇怪的说,这一把杂草,你们干嘛呀?我楞住了。

 

是啊,在他的眼中,它不是玫瑰,它是地衣啊!你说,地衣再美,美到哪里去呢?他看到的就是一把挺难看、气味潮湿的低等植物,搁在一个大碗里;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是现象的本身定在那一个时刻,是孤立的,而我们所看到的是现象和现象背後一点一滴的线索,辗转曲折、千丝万缕的来历。

 

於是,这个东西在我们的价值判断里,它的美是惊天动地的,它的复活过程就是宇宙洪荒初始的惊骇演出。我们能够对它欣赏,只有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它的起点在哪里。知不知道这个起点,就形成我们和邻居之间价值判断的南辕北辙。

 

不必说鉴往知来,我只想告诉你沙漠玫瑰的故事罢了。对於任何东西、现象、目题、人、事件、如果不认识它的过去,你如何理解它的现在到底代表什么意义?不理解它的现在,又何从判断它的未来?不认识过去,不理解现在,不能判断未来,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做我们的「国家领导人」?

 

对於历史我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非常晚熟的学生。四十岁之後,才发觉自己的不足。写「野火」的时候我只看孤立的现象,就是说,沙漠玫瑰放在这里,很丑,我要改变你,因为我要一朵真正芬芳的玫瑰。四十岁之後,发现了历史,知道了沙漠玫瑰一路是怎么过来的,我的兴趣不再是直接的批评,而在於:你给我一个东西、一个事件、一个现象,我希望知道这个事件在更大的座标里头,横的跟纵的,它到底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在我不知道这个横的跟纵的座标之前,对不起,我不敢对这个事情批判。

 

了解这一点之後,对於这个社会的教育系统和传播媒体所给你的许许多多所谓的知识,你发现,恐怕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半真半假的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从小就认为所谓西方文化就是开放的、民主的、讲究个人价值反抗权威的文化,都说西方是自由主义的文化。用自己的脑子去研究一下欧洲史以後,你就大吃一惊:哪有这回事啊?西方文艺复兴之前是一回事,文艺复兴之後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前是一回事,启蒙主义之後又是一回事。然後你也相信过,什么叫中国,什么叫中国国情,就是专制,两千年的专制。你用自己的脑子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就发现,咦,这也是一个半真半假的陈述。中国是专制的吗?朱元璋之前的中国跟朱元璋之後的中国不是一回事的;雍正乾隆之前的中国,跟雍正乾隆之後的中国又不是一回事的,那么你说「中国两千年专制」指的是那一段呢?这样的一个斩钉截铁的陈述有什么意义呢?自己进入历史之後,你纳闷:为什么这个社会给了你那么多半真半假的「真理」,而且不告诉你他们是半真半假的东西?

 

对历史的探索势必要迫使你回头去重读原典,用你现在比较成熟的、参考系比较广阔的眼光。重读原典使我对自己变得苛刻起来。有一个大陆作家在欧洲哪一个国家的餐厅吃饭,一群朋友高高兴兴地吃饭,喝了酒,拍拍屁股就走了。离开餐馆很远了,服务生追出来说:「对不起,你们忘了付帐。」作家就写了一篇文章大大地赞美欧洲人民族性多么的淳厚,没有人怀疑他们是故意白吃的。要是在咱们中国的话,吃饭忘了付钱人家可能要拿着菜刀出来追你的。(笑)

 

我写了篇文章带点反驳的意思,就是说,对不起,这可不是民族性、道德水平或文差异的问题。这恐怕根本还是一个经济问题。比如说如果作家去的欧洲正好是二次大战後粮食严重不足的德国,德国待者恐怕也要拿着菜刀追出来的。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体制结构的问题。

 

写了那篇文章之後,我洋洋得意觉得自己很有见解。好了,有一天重读原典的时候,翻到一个畅销作家两千多年前写的文章,让我差点从椅子上一跤摔下来。我发现,我的「了不起」的见解,人家两千年前就写过了,而且写得比我还好。这个人是谁呢?(投影打出《五蠹篇》)

 

韩非子要解释的是:我们中国人老是赞美尧舜禅让是一个多么道德高尚的一个事情,但是尧舜「王天下」的时候,他们住的是茅屋,他们穿的是粗布衣服,他们吃的东西也很差,也就是说,他们的享受跟最低级的人的享受是差不多的。然後禹当国王的时候他的劳苦跟「臣虏之劳」也差不多。所以尧舜禹做政治领导人的时候,他们的待遇跟享受和最底层的老百姓差别不大,「以是言之」,那个时候他们很容易禅让,只不过是因为他们能享受的东西很少,放弃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笑声)但是「今之县令」,在今天的体制里,仅只是一个县令,跟老百姓比起来,他享受的权力非常大。用二十世纪的语言来说,他有种种「官本位」所赋以的特权,他有终身俸、住房优惠、出国考察金、医疗保险……因为权力带来的利益太大了,而且整个家族都要享受这个好处,谁肯让呢?「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也」,原因不是道德,不是文化,不是民族性,是什么呢?「薄厚之实异也」,实际利益,经济问题,体制结构,造成今天完全不一样的行为。

 

看了韩非子的《五蠹篇》之後,我在想,算了,两千年之後你还在写一样的东西,而且自以为见解独到。你,太可笑,太不懂自己的位置了。

 

这种衡量自己的「苛刻」,我认为其实应该是一个基本条件。我们不可能知道所有前人走过的路,但是对於过去的路有所认识,至少是一个追求。讲到这里我想起艾略特很有名的一篇文学评论,谈个人才气与传统,强调的也是:每一个个人创作成就必须放在文学谱系里去评断才有意义。谱系,就是历史。然而这个标准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毋宁是困难的,因为长期政治动汤与分裂造成文化的严重断层,我们离我们的原典,我们的谱系,我们的历史,非常、非常遥远。

 

文学、哲学跟史学。文学让你看见水里白杨树的倒影,哲学使你成思想的迷宫里认识星星,从而有了走出迷宫的可能;那么历史就是让你知道,沙漠玫瑰有它的特定起点,没有一个现象是孤立存在的。

 

会弹钢琴的刽子手

 

素养跟知识有没有差别?当然有,而且有着极其关键的差别。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会写迷人的诗词、纳粹头子很多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这些政治人物难道不是很有人文素养吗?我认为,他们所拥有的是人文知识,不是人文素养。知识是外在於你的东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知道;必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他的生活与行为,才能称之为素养。人文素养是在涉猎了文、史、哲学之後,更进一步认识到,这些人文「学」到最後都有一个终极的关怀,对「人」的关怀。脱离了对「人」的关怀,你只能有人文知识,不能有人文素养。

 

素养和知识的差别,容许我窃取王阳明的语言来解释。学生问他为什么许多人知道孝悌的道理,却做出邪恶的事情,王阳明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在我个人的解读里,王阳明所指知而不行的「未知」就是「知识」的层次,而素养,就是「知行的本体」。王阳明用来解释「知行的本体」的四个字很能表达我对「人文素养」的认识:真诚恻怛。

 

对人文素养最可怕的讽刺莫过於:在集中营里,纳粹要犹太音乐家们拉着小提琴送他们的同胞进入毒气房。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人文价值而「真诚恻怛」的人,也就是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我相信,他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

 

在我们的历史里,不论是过去还是眼前,不以人为本的政治人物可太多了啊。

 

一切价值的重估

 

我们今天所碰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都可以」的时代。从一元价值的时代,进入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是,事实上,什么都可以,很可能也就意味着什么都不可以:你有知道的权利我就失去了隐密的权利;你有掠夺的自由我就失去了不被掠夺的自由。解放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自由,而是一种变相的捆绑。而价值的多元是不是代表因此不需要固守价值?我想当然不是的。

 

我们所面临的绝对不是一个价值放弃的问题,而是一个「一切价值都必须重估」的巨大考验;一切价值的重估,正好是尼采的一个书名,表示在他的时代有他的困惑。重估价值是多么艰难的任务,必须是一个成熟的社会,或者说,社会里头的人有能力思考、有能力做成熟的价值判断,才有可能担负这个任务。

 

於是又回到今天谈话的起点。你如果看不见白杨树水中的倒影,不知道星空在哪里,同时没看过沙漠玫瑰,而你是政治系毕业的;二十五年之後,你不知道文学是什么,哲学是什么,史学是什么,或者说,更糟的,你会写诗、会弹钢琴、有哲学博士学位同时却又迷信自已、崇拜权力,那么拜托,你不要从政吧!我想我们这个社会,需要的是「真诚恻怛」的政治家,但是它却充满了利欲薰心和粗暴恶俗的政客。政治家跟政客之间有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差别,这个差别,我个人认为,就是人文素养的有与无。

 

二十五年之後,我们再来这里见面吧。那个时候我坐在台下,视茫茫发苍苍、齿牙动摇;意兴风发的总统候选人坐在台上。我希望听到的是你们尽其所能读了原典之後对世界有什么自己的心得,希望看见你们如何气魄开阔、眼光远大地把我们这个社会带出历史的迷宫—-虽然我们永远在一个更大的迷宫里—-并且认出下一个世纪星空的位置。

 

这是一场非常「前现代」的谈话,但是我想,在我们还没有属於自己的「现代」之前,暂时还不必赶凑别人的热闹谈「後现代」吧!自己的道路,自己走,一步一个脚印。

 

(摘录)中国的未来可能就败在这上面——一名大学生的反思

一篇轰动全国的猛文:中国的未来可能就败在这上面

 

    中国从来不缺乏对教育倾注无限热情的人,大师、学者、作家,不一而足,而学生作为教育最直接的产品,却往往失去了话语权。近日,一篇万言长帖《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备受中国人关注。一时间对于教育质量的讨论再次达到了一个高度。帖子如此之长恐怕会花费你的一些时间,但可以保证,真正将该帖完整读完,你一定会为作者所写的最真实,最露骨的大学所揪心不已。你也可以保存,或推荐给其他朋友。

 

    五年多以前,我进入了全国重点名牌大学:武汉大学读书。我抱着最理想的热情,以为从此走上了一条报效祖国,报效父母的人生坦途,以为我的人生即将要大展宏图!

 

    三年以前,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分团委副书记的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试图找到对周围一切我无法理解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次的决定,也意味着我放弃了原来一直抱有的,通过“从政”来为国家民族做贡献的“远大理想”。

 

    一年半以前,我自以为已经看清了中国大学的本质,不愿意再继续自欺欺人地“学”下去,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退出了用青春和热血换取一纸毫无真实内容和分量文凭的游戏,退出了中国虚伪可笑的“精英学历社会”。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站到中国经济第一线,为国家和社会以及自己作真实的努力和贡献。因为我不想用镀金的“文凭”和“文化”来糊弄我自己,也糊弄其他人。

   

    今天,在毕业工作一年多后,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不想违心地接受这个光荣,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试图通过投身中国最缺乏,最需要的教育,来实现我人生最大的价值:为我热爱的中国,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我自己,做一点真正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日复一日地在无望的等待中浪费掉自己的生命。

   

    因为,中国真正缺的不是钱,我缺的也不是钱。中国缺文化,缺教育。我也一样!

   

    周围的人都认为我疯了,鬼迷心窍阿了。放弃了中国人从小就灌输的,从小就追求的“最正宗”、“最正确”、“最理所当然”的道路的确令人不解。我也在认真地思考我这样做的理由。在这里,把自己对家人和朋友质疑的回答写出来。你们也可以自己评析:到底是我疯了,还是这个社会疯了?

 

   一、精神缺乏、游戏成风、学生忙着贴金、老师忙着项目――你认识这样的大学么?

 

    当我从那古朴典雅的建筑旁走过,再深入到自己的学习环境和学校其他地方后,我发现这个地方与我之前在书中读到的宁静的大学校园不同,这里各色人等纷纷扰扰,大小汽车进进出出,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商业海报或者广告,草坪上遛狗的大妈悠然自得。那种在中小学可以听到的琅琅书声在大学里却寥寥无几,大学怎么竟然不如小学?这些大学生们都不读书么?我很困惑。

 

    在正式开始上课之后,我更加见识了大学里很多人是怎么样上课的: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边吃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有的学生干脆一睡不起,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

 

  晚上十一点后,应该是夜深人静、正值休息的时候,如果你此时走进大学里的男生寝室,你绝对可以看到他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好不热闹。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人生智慧的场景,相反可以看到很多的大学生去网吧包夜,或者在寝室联机打游戏,他们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以至于很多学生迫不得已,为了和同寝室的哥们“打成一片”而“学习”打游戏。游戏已经成为了大学里男生的主要“学习内容”,而且不少人发奋用功地学习了四年。

   

   当我第一次在高我一级的学长寝室楼里看到凌乱的宿舍,散发着异味,一抬头就会看到一个蓬松的脑袋和迷离的眼神,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心中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武汉大学的学生?空洞的眼神昭示着灵魂的无知和内心的空虚,在终日游戏的日子里打发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是大学生么?这些人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新一代?我的内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我绝对不要成为这个样子!

   

   我的一个同学,从大一到大四,四年的时间,除了考试和教室见个面,其他时间全部在寝室打游戏或者看武侠,反正大学里也没有人管。后来因为挂科太多被学院劝退,家长过来求情延缓时间,但于事无补,游戏照打不误,直到大四时无法毕业。

 

   另外一个同学,也是因为打游戏挂科太多被劝退,母亲来到学院跪在学院领导面前说:“我自己在家里吃剩的菜叶在供他读书,求你们给他一次机会吧!”当时我听到学院领导讲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的内心很受震撼。父母吃菜叶供孩子在城市里打游戏,混日子?还要求情“给机会”?给他继续游戏的机会吗?

 

   都说可怜父母心,我想起我辛勤劳作的父母,我想起那千百万把孩子送进大学的天下父母,他们都以为自己的子女在大学里“努力学习”,辛苦地赚钱,无私地供养儿女“上学”,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不用担心生活的问题。

 

   殊不知如今大学校园里,有多少人是在游戏人生。用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位同学的话来说:“如果他的妈妈来在大学住一个星期,就一定会让他退学回去”。因为在中国“上大学”,可能是人生中一段最轻松愉快的时光了。大家可以游戏,看电视,逃课,武侠小说,这是很多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

 

   女生呢?看韩剧,不少女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内容就是看韩剧等各种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你能想象这就是“我的大学”么?很不幸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就发生在武大这样的名牌重点大学里。这些人考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家里的骄傲、很多同学眼羡的对象,可是为什么他们在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里,行为如此令人费解?当时的自己不得而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这样混日子,大学里还是有很多人依然比较用功地学习,但是他们也一样困惑:让他们努力学习的原因主要是“恐惧”和压力:怕找不到好工作,怕考不上研究生。

   

   大家都听说就业很困难,武大每年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都很多,因此不敢“放纵”自己。但是很少有学生努力学习是因为追求智慧,追求真理,为国为民而学。这些用功的学生虽然没有“游戏人生”,但是却生活在沉重的压抑心理状态下,思维往往呆滞,慢慢地走上一条被大学生们嘲笑的“越学越傻”的“傻博士”道路。

   

   实际上,每年大学里自杀的大学生,往往不是“不用功”的“坏学生”,而是这种心理严重压抑,用功学习的“好学生”。他们一样,从一进大学开始就碰到很多无法解决的困惑,同时被灌输着一些所谓“正确的发展方向”,他们只是愿意服从这些“权威结论”,以自我的压抑而不是以心灵的呼唤来“学习”,这难道就真的比“玩游戏”“看影碟”更好吗?大学的学习到底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大学生们为何都迷失了自己的理想。

 

   照本宣科的老师一学期也见不到几次,首先是专业的学习让人迷惑:很多老师照本宣科,大学里面真正关注教学、关心学生,有上课水平的老师越来越少了,不知道老师都在忙些什么。

 

   老师的本职工作应该是传业授道解惑,可是有的老师一个学期学生也见不了几次,派他的研究生来上课。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们都在忙着自己的项目和课题。大一的时候,我们通信工程专业有个博导带物理,学生的评价是这样:“还博导呢,都博成个啥了?讲得稀里糊涂,还经常不来上课。”。大学选用的教材令人费解,明明有很好的全国通用教材,比如高等数学的同济五版,却偏偏要选用自己学校编的教材,艰难晦涩,连选用的习题都是历年研究生考试的数一类,可能是编排教材的老师想提前让我们进行考研准备吧?

 

   后来才知道学校选用这种“自编教材”的原因,是老师们因为要“评职称”。需要“科研成果”,就东拼西凑的乱编一些“教材”来“完成任务”,这种放到书店里根本没有人会要的垃圾教材,他们就利用自己教学的权利,发给大学生们上课用。

   据说老师们也很可怜,每年都要完成所谓的“科研成果”,要写论文,出书来完成任务,否则就可能降职。有些老师没办法就自己花钱在外面找刊物发表文章,这种可以不花钱出教材,让学生买单的事情也很容易理解了。

 

   大学里的学生生涯,除了要求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鲜有启迪心灵的声音,更重要的是缺乏指导大学生人生发展与定位的课程,能够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为什么学,为什么活的课程。我自己学习的专业是电子信息科学类,和很多同学一样,我在必修的公选课如高等数学等认真学习,但是我在每天的专业学习之外内心十分彷徨,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适合不适合自己,不知道这个专业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个专业的社会发展方向和主流是什么?也不明白这个专业培养的目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要求?我不知道该怎样进行大学的学习,更不知道前面的路在那里。我该怎样去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理想?我碰到过很多的大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于自己所选择的专业了解甚少。其实我觉得老师也根本不了解这些专业到底要做什么,后来知道大学里的管理人员,看专业叫什么名字容易吸引学生,就改个名字。看什么专业热门好找工作,就赶快“上马”一个专业,拼凑一些“课程”出来糊弄人就完事了。

 

   很多学生只是为了就业的方便而“选择专业”,但是当他们真正想去定位自己的时候,就反而陷入了“专业思维”而不能自拔。多数人只是为了一份工作而读一个热门的专业,却忘了去关注自己的兴趣、爱好,甚至综合能力的培养和理想的思考。

   

    《大学重建》让我开始了解大学的起源、存在的意义,那就是大学应该是一个社会的良知和思想发动器,大学应该为这个社会培养具有正义、勇气和智慧的学子,在他们走上社会之后能够有能力去逐步改善这个社会中不好的东西,促进社会的发展,并不断致力于人类物质社会的改造,以及科学、艺术文学等精神文明的探索和提升。

 

   我听到了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也似乎抓住了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彷徨,方向不明确,理想似乎越发遥远,而不知如何下手。同时,为什么我们的大学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缺乏精神思考而且没有老师指引?除了在一些讲座上偶尔能够听到一些激动内心的声音外,为什么大学里的老师讲完课就像是打工混日子,无趣无内容,讲完就走人?为什么大学老师从来不与学生探讨人生智慧?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大学生对此熟视无睹?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而我自己也在从事学生干部工作的道路上,碰到了更多的困惑。

 

   二、为什么要辞去团委副书记?

 

   大一时我参加学生会新闻部,然后做部长,和一群志气相投的朋友激扬文字,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在大二下的时候,成功竞选为分团委副书记兼学生会主席团成员。然而在半年后,我就毅然辞去了这个光鲜的职务,你可能会很惊讶,我不是有“总理的梦想”么?为什么要辞去呢?这可是走上“官员之路”的正途呀?在我最开始做学生会一个小小的部委时候,我只是抱着开阔眼界、锻炼自己的想法。到了后来做部长,在我的本职工作之外,我开始思考我做的事情作用在那里?到底能够做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去服务同学?

   

   大学里的学生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引导帮助,就像我自己内心就有很多的困惑需要解答,学生会做得这么多活动能够解决了么?没有。从我进学生会开始,我就抱着相机在各种各样的活动跑着,班团会、运动会、文艺比赛等等,在开始我很兴奋,因为生活很充实,活动的确还比较丰富多彩。但是慢慢的,我的内心开始不明白,我发现这些活动组织了、举办了、精彩了、笑过了,却没有更多的智慧启迪,似乎只是一个“政绩”的记录。那些游戏的大学生继续游戏,我内心对于理想的迷惘更没有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解答。

 

   于是我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要花很大力气很多精力组织这一些形式上的活动,而不去关注学生真正的问题、做学生和大学里真正应该做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会的新闻部部长,在面临换届的时候我想过退出,我的内心已经隐约地告诉我这个地方不适合自己。但内心那个朦胧的梦想让我思考:如果我的“地位”更高一些,“权力”更大一些,如果自己可以领导团委和学生会,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些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了?自己也可以通过这个机会锻炼自己,以明确自己的方向。有很多的学生干部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的。

 

   于是我开始努力“提升自己”:凭借自己比较不错的实力和老师的信赖,我成功地竞选为学院的分团委副书记,这可能是学生中地位最高的“官”了。我的内心鼓足了干劲,我要做出一些真正对学生有帮助的事情。可是当真正到了这个位置时候,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天真:各种各样的活动,不是我们能够“安排”的,我们只是按照“上面老师”布置的既定程式和内容去走,想要改变其形式上的作用几乎不可能;学院的老师有自己的安排,校团委的领导有自己的想法,一切都要达到一个目的:活动要精彩,形式要多样!可是没有一个人去思考这样的活动带来的实际意义在那里。

 

   我发现自己更加没有个人的“自主权”,必须要面对更多的无聊会议,要去组织很多无意义的活动,这些会议、这些活动大多数对于服务学生或者实现自己的理想都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更没有办法去解决我所碰到的诸如沉迷网络游戏、缺乏精神风貌的现状,我甚至还失去了思考和学习提高的时间和空间。

   

   我的内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针对性地去解决学生中切实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什么不在他们沉迷网络与游戏时加以规劝和引导,甚至采取一些强硬的措施?难道非得等到他们挂课后给予处分、开除学籍么?更有甚者,与其他学院的一些学生干部打交道后,我发现大学学生会里面的学生干部,有不少本人就是“游戏大学”的优等生,但是他们却因为和辅导员老师关系不错而成为学生干部,来帮助老师“管理学生”。这样的学生干部能够引领学生走向哪里?同时,这些人似乎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精英团体”,个个都感觉良好。

   

   学生干部中开始有很多的饭局来“拉进”彼此的关系,喝酒甚至吸烟,所谓的“烟搭桥,酒开路”这样的话,我第一次就是从学生会主席的口里听到的,我很困惑,这是在读大学的有志青年学子么?这就是要引领国家未来的“精英集团”嘛?我们国家就缺这样的“人才”吗?

   

   当面对着这样的现状的时候,我的内心开始痛苦:我可以选择若无其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做下去,反正都已经做到了这个地步,熬一两年就会有各种优秀的荣誉、保研的机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一步步走上从政之路。但是,我也开始明白了,无论我将来的“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我都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我是一个人在与一个庞大的,堕落的,只关心物质利益和为自己捞好处的集团体系作对。

 

   我如果想当上“总理”或者其他能够有决策权的位置,就必须跟他们一样混下去,否则早早就会被这个体制踢开。但我真的希望这样么?如果我把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一些根本不能起到实际作用的事情上,来收获一些所谓的荣誉和好处,我内心的困惑将怎么办?我之后的道路该怎样继续?难道这就是我的理想?

 

   在经历了深入的思考后,任职半年我就毅然申请辞去这一职务。当时学院的老师很惊讶我的举动,在明确我执意要辞后,非常好心地建议我可以挂名不做事,这样在大四时候就可以获得保研的机会。我不愿意占这个便宜,告诉老师,既然要走就走个彻底,不需要挂名,我的内心不喜欢这样的方式。

 

   于是,我很高兴地脱离了很多无聊的“学生工作”,回到了没有会议,没有那么多我看不懂活动的自由日子。自己读书、听讲座、听武大的“周末艺苑”,让自己的内心自由自在地成长。我努力去重新定位自己的理想,因为我发现从政似乎不适合自己。剩下来的选择还有两个,一个就是大家都很热衷的,也是很传统的“实业救国”之路,我可以去帮助我们国家成为一个经济强国,也帮助自己成为一个“经济英雄”,做“李百万”另外一条就是冷板凳的“学术之路”:考研,攻博,成为一个学者。

 

   我很敬佩经济学家林毅夫先生,当年作为热血青年,做为一个台湾军官,由于反对蒋家王朝的政治腐败,他“叛逃”到大陆。他当然可以享受“义士”级的待遇,在我国的“党政军”系统里快速地升职。但是,他当时叛逃台湾,绝对不是为了谋取物质利益,而是为了心中的热血理想。

   

   我想他后来离开政治圈子,走上学者之路,是不是跟我一样,发现在中国“从政”不能解决“为人民服务”的理想,只好去研究学问,去当学者。否则如果他叛逃的目的,仅仅是想当一个学者的话,当时的台湾条件更好,所以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经济学界最好的学者之一,还被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

   

   到底那条路更有意义和价值呢?我努力去大量阅读,努力去思考,去发现各种线索和事实来帮助我决定,去解决我内心所有的困惑。

 

   三、读懂“大学”,我发现“做学问”在大学也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我真的能够专专心心去做一个学者吗?像林毅夫那样?在不断地阅读和思考中,我对于大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我也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曾经安静和充满追求智慧风气的象牙塔越来越千奇百怪。商业中逐利的浮躁气息充斥着整个校园,学术与商业的挂钩和教师职称评定的畸形化,使得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老师不重视教学而忙于自己的项目,忙于发表论文。因为有了论文,有了项目,才会有职称和金钱,才会有房子、车子和各种名誉,这样的老师那里有时间去传业授道解惑呢?

 

    但是现在的大学校园里,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老师。因为“理想型”的老师注定要被现实“淘汰”。别的学校不了解,但是全国有名的易中天,在武大的时候却因为个性独特,不愿流俗而被排挤,出走厦门大学。后来是学生们敬仰的武大四大名嘴之一的哲学教授赵林也要离开武大,引起学生轰动。

 

   后来据说校长看民意沸腾,才执意挽留赵林老师,勉强留了下来。但是根子上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因为我最近又听说专注学问的知名哲学教授邓晓芒要去华工。一个文科教授,却要离开以文科着名历史悠久的名牌大学,宁愿去一所工科大学任职,武大到底怎么了?珞珈山还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吗?

 

   四大名嘴的尚重生教授也说:当年与他一起留校任教的早期很多有才华的老师,都离开武汉大学了。而且很多离开了大学,离开了学界。难道在中国,学者之路也同“从政”之路一样,是一条不可行的“梦幻之路”?中国之大,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吗?我很不安地探讨自己从事“学问之路”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地发现:所谓的“名牌大学”里,真正的学问根本没有地位。

 

   老师不关心学问和学习。在这样的大学里,缺乏真正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因为老师在大学里其实是“弱势群体”,他们被一群根本不懂教育的教育官员们“管理”着,迫于生存压力,为了职称,为了提级,为了饭碗等等,不得不向畸形的评定机制屈服。能够独立思考和具有独立人格的老师,可能根本就不见容于这个教育官僚体制。

   连知名的教授如赵林,邓晓芒都不得不屈服于“体制”,连四大名嘴尚重生都不断地抱怨无法发挥所长,我一个小小的后生,真的能在“学问”的路上实现理想吗?很多博士生导师会派自己的研究生替代自己给本科生上课,自己忙项目,当老板,追逐金钱和权力地位,这与“官场”和“商场”又有什么不同呢?真正的不同,就是这里更虚伪,贴了一张“教育”的皮,所以更害人。

 

   校长把老师当打工仔谁也不关心学生大学的领导不关心学问。他们不关心教师,仅仅是把教师当做打工仔。他们也不关心学生,不理会学生的愿望和要求。很多管学生的“大学领导”在学生面前高高在上,一副“官员”的样子。他们也不关心自己的毕业生到底受不受社会的欢迎,不关心学科的设计是不是符合教育和社会的要求。他们只关心“如何保住位置”,“如何捞取好处”,如何“买卖文凭”,如何与社会上的官员们“交易”。

 

   学校的老师告诉我:武汉大学授予了很多官员“特聘教授”的头衔拉拢他们,还送出大量的“博士学位”给各级官员,仅仅因为他们是有实权的“官员”,学校愿意“证明”他们“很有学问”,让他们捞一笔“学问资本”。这些都是公开的秘密。

 

   大家都知道前几个月武汉大学的两个校领导被抓,其中一个还是享有“国家荣誉”的获奖“杰出领导”,这暴露了大学一系列问题的冰山一角,据说出事以后,很多有实权的“大学领导”们都惶惶不安,生怕有一天查到自己头上来。我相信这不是武汉大学一家的事情,可能其他大学更腐败。

 

   可是,我关心的是:这说明了什么?这样的大学,难道真的有“大学精神”吗?真的是一个我要做学问的地方吗?

 

   1.我缺钱么?我们的社会缺钱么?我的人生需要去做一件没人需要的事情吗?

   现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家都在努力创造着物质的财富,每一个城市里可以看到很多忙忙碌碌的人,每个人都在辛苦的追逐着。特别是我在深圳工作,这个节奏很快的城市就是金钱驱动的城市。每一次,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我都会留意下那些等车的和街上走过的人们,很多人的脸上都写着焦虑和疲惫。

 

   大家都在追求金钱以为会带来幸福,可是为什么都这么不快乐?望着车外的人们,我就问我自己: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变成跟他们一样?我问自己追求的幸福是什么?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不是,我想幸福于我而言,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份开心有价值的工作并能保障物质生活,一个和睦的家庭。并能把这个幸福的圈子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推广,那么我实业的梦想能够带给自己幸福和更多的人幸福么?

 

   再看看我们的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了,中国已经诞生了很多的企业,华为、联想、等等,人们已经创造积累了很多的物质财富,物质生活也越来越优越。而我们却越来越齐心协力地追求金钱,我们创造了很高的GDP,但同时我们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环境污染,大都市白领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每况日下,都市女性白领越来越多的人不能走进婚姻的殿堂,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市人在物质富足的表象里精神匮乏,借以酒吧、网络游戏、聚餐等打发时间,青少年儿童以及高校大学生自杀比率升高,流行文化越来越庸俗甚至恶俗化,以及我在大学所碰到的种种困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怎样去解决?靠追求金钱可以么?

 

   而这些问题却很实在地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这个社会的整体幸福。但这一切,靠钱都不能解决,是要靠文化,靠智慧。如果金钱可以解决,那我们可以用钱买来生理和心理健康,可以买来家庭的幸福和谐,可以买来优秀的文化,我当然应该多赚钱。可惜这一切都买不来。

 

   2.为什么说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

 

   靠文化,靠智慧,人才能够得到幸福,国家才会真正强大。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教育?答案是只有教育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国家的素质,而我们目前的中国缺乏真正的教育,为什么这么说?看看教育和社会的现状以及我们传统文化的断层现象我们就可以明白。

 

   我们的小学、中学乃至大学教育都在教学生不断地考试,关注考分,然而,做了那么多的试卷,考了那么多的试,拿了学士、硕士、博士文凭就能解决人生和幸福的问题吗?看一看现在的大学生面貌,有多少人不过是在混一张文凭而已,还自欺欺人地以为:这张文凭会给自己带来一份不错的工作和钱途,可能么?那么多经过高考的学生,走进大学为什么就失去了青年人本来应该有的朝气和活力?为什么他们沉迷网络游戏、在无聊中打发着自己最宝贵的年华?为什么那么多的人找不到工作呆在家里成为“啃老一族?”还有工作之后很多成为“月光一族”?

 

   我们最终都要走上社会,我们最终都要独立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存,我们最终都要为人父母,我们最终都要赡养自己的父母,真正关乎我们人生幸福的问题,诸如怎样去强身健体,怎样去规划人生方向,怎样去处理婚姻问题,怎样去教育孩子,我们的教育有去关注或者启发我们去思考这些问题吗?难道我们的教育就是要在学校里培养一群考试的机器,然后出来成为一个工作的机器?老了成为一个等死的废物吗?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德国二百年前的教育宣言曾经如此说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们适应传统的世界,不是着眼于实用性的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自我学习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力和理解力,以便使他们在目前无法预料的种种未来局势中,自我做出有意义的选择。教育是以人为最高的目的,接受教育是人的最高价值的体现。

 

   问一问亲爱的朋友们,在中国目前的小学、中学和大学校园里,有这样的教育么?没有,中国太缺乏真正的教育、缺乏真正的大学了!同时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是怎样做的,宋朝一代大儒张载曾如此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此以后,这句话成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而现在,我们的社会中有多少这样的学者?我们的大学里有多少这样的教授和博导?我们可以看到为各种利益集团说话的所谓“专家”,可以看到为了金钱奔波在官场和商场的教授和博导。

 

   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多人都在一味地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最高目标,从让我们痛恨的房地产商到现在的医院,从老师到卖奶粉的,很多人都忘了自己本职工作的职业道德,一味地拜金。缺乏文化和责任的富人们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越来越高的交易成本和越来越多的危害。我们可曾知道美国的清洁工人的工资可以达到年薪五六万,但是他们的房子只需要三十万左右的美金?

 

   而我们国内的老百姓却需要耗费两代甚至三代人的积蓄去买一套房子,就因为一些人昧着良心攫取高额利润,而让多少大学生一毕业就要面临这个严峻的人生大事,房子真的值那么多钱么?孟子曾经告诉过我们:上下交征利,国危矣。三鹿奶粉、各地不断的儿童血铅案例已经用血的事实不断地印证着这句话,而我们的社会还需要多少这样的例子来唤醒大家:如果仅为了钱而忘记了道德,昧了良知,我们的社会将走向何方?

 

   在这么一个逐利的社会里,究竟还有多少中国人会静下心来学习和传承我们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老子》、《论语》、《大学》、《金刚经》、《资治通鉴》等等,这些经典的遗产我们继承了么?我们该怎样把这些东西交给我们的下一代,如果不能交给,如果不能完成五千年里中国文化的传承,我们何以有颜面自称为中国人?

 

   曾经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一个国家破亡而文化存在的民族,一定可以恢复国家(比如以色列),但一个文化破亡了的民族,无一例外地彻底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比如古巴比伦等。而正是由于这些精髓的传统文化丢失,我们的社会才变得越来越千奇百怪。

 

   学校缺乏真正的教育导致了社会上很多人盲目逐利、精神空虚、各种社会问题曾出不穷,传统文化精髓遗失,后面两者又反过来影响着学校的教育,如此的恶性循环回把我们带向哪里?我们的后代将会生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里?

 

   究竟是这个社会在疯狂地走向一个危险的境地,还是我是一个疯子在危言耸听?

 

   3.为中华之崛起做教育

 

   考虑到如此的地步,我对于自己做实业的想法又发生了深深的怀疑,我对于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生存发展产生了深深地担忧。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曾写下《少年中国说》,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而且更加严重。只有从教育上去入手,培养优秀和有良知的公民及社会领袖,我们才有希望去改变我们社会中丑恶的一面,才能传承我们的文化,我们的子孙后代才会健康、幸福地生存在这块土地上,才能自豪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

 

   因此我决定走进大山,去一个小小的私立学校做一名普通老师,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为我热爱的这个国家,为中国的孩子和未来,也为自己,去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因为唯有文化方能立国,唯有真正的教育才能树人!唯有智慧方能让一个人拥有真正的幸福,让一个社会真正的和谐,让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

 

   注:没有想到文章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此说明下――由于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我不可能加入任何一所官办的应试学校来实现自己做真正教育的理想,而选择了在大山里的这所私立精英学堂(别误会,不是农村支教,那样我再努力也只是为体制培养几个低级打工仔),不提学堂名字的原因,是因为避免有人说我是商业炒作(毕竟是私立的),玷污了这个神圣的教育理想。

 

   同时,这所学堂目前因为超前的教育理念,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力已波及全国,她必将成为中国未来先进教育的一个范例,因此我也不想借名生辉,借学堂出名。我更愿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通过自己踏实的努力来让学堂因我而更荣耀而非相反。希望大家理解。

 

   另外,我开始新的工作才两个月。在这里,我第一次尝到了“挫折”的感觉,相对于我一贯的“顺风顺水”,我在这里明显感到了自身能力的不足和思想的浅薄。相比一起工作的,跟我同年毕业的同事和朋友,我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差异,我需要有更多的努力来提高和完善自己。但是,这反而让我更加高兴,更加认定了自己选择的正确:这是一个可以让我不断提高的地方,这是一个可以让我实现自己理想的地方,去实现自己的教育强国之梦—-去不断提高自己和需要我帮助提高的人。

 

   写这篇文章目的有两个:

 

   1. 能够唤醒大学里沉睡的一部分人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而非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自助者天助之。

 

   2. 引起更多的人对于教育的关注和反思,因为这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我们不能因为老师、大学和社会对我们不负责任就放任自流,相反正因为学校和社会没有为我们负责,我们更要加倍地为自己负责,更要认真地思考和选择自己人生。如若能达到此两者,足矣,谢谢各位。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2013年12月11日 00:00:00 作者:余玮 文章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钱学森曾说:①不要失去信心,只要坚持不懈,就终会有成果的。②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③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今天,是钱学森诞辰纪念日,缅怀钱老。回到历史,听蒋英女士追忆往事……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晚年的钱学森夫妇


  钱学森的大名以及他为新中国航天事业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可以说尽人皆知;但这位科学巨匠和妻子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以及妻子心目中的“钱学森”却鲜为人知……


  平易、谦和、淡泊,他从不追求什么名和利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中等个,长圆脸,总是笑微微的。钱学森吃过20年的洋面包,他的成就虽蜚声中外,可是他看上去就跟寻常百姓那样普通。正如夫人蒋英所说;“他其实很质朴、平易、谦和,这不止是我的印象,他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文化素质的人都能谈得开。”


  蒋英是我国现代着名军事战略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三女儿。蒋百里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与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是同窗好友,两家往来密切;钱学森与蒋英从小青梅竹马,互有爱慕之心。哲人说,爱是彼此心灵的联盟。爱侣之间常常被对方美丽的东西所吸引,包括人品与学识。钱学森与蒋英便是这样。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为了钻研科学,他们推迟了婚期,钱学森到36岁才结婚。蒋英不但是钱学森生活上的好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好帮手。“我们两个人都是事业型的,都把事业看得比爱情更重。他一生对金钱、对地位、对荣誉很淡漠。”


  “他当年放弃在美国的优厚条件,坚决要求回到各方面都还十分落后的祖国,就是为了用自己的知识与智慧建设祖国,使人民幸福。”钱学森回国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一个月只有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拿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


1958年至1962年,钱学森曾拿到好几笔上千元的稿费,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但是钱学森对这些钱并没有动心。他拿到这些稿费后,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即使在平时,他和别人联合署名发表文章时,也总是把稿费让给别人,并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这稿费就请你一人收下吧!”


  香港有关方面为表彰钱学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的杰出贡献,曾先后奖励他两笔奖金。第一次,钱学森让秘书将100万港币的奖金直接捐给了西北治沙工程。第二次又是100万港币。蒋英说:“我们都老了,是不是……”钱学森幽默地回答:“那好,你要钱,我要奖(蒋)。”不久,这100万元又如数捐了出去。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964年,新疆建设兵团农学院的普通青年郝天护致信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指出“钱所长”新近发表论文中的一个方程式推导有误。未料,一个月后郝天护收到了钱学森的亲笔回信:“我很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也可见您是很能钻研的一位青年。科学文章中的错误必须及时阐明,以免后来的工作者误用不正确的东西而耽误事。所以我认为,您应该把您的意见写成一篇几百字的短文,投《力学学报》刊登,帮助大家。您认为怎样?”


  如此坦荡,如此关爱。“他的炽热回信对我的一生起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使我在艰难条件下也坚韧地崇尚科学矢志不移。”今已白发苍苍的东华大学教授郝天护动情回忆。郝天护珍藏的这封信,只是钱学森半个多世纪以来写给千余人和单位的数千封亲笔信中的一封,信虽不长,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感受到一位科学家治学严谨的精神。


  当然,钱学森也写过“尖利”的信:“我对经济学只是个小学生,怎能滥竽充数,混迹于学术顾问委员会之中?学术是个严肃的问题,我决不应败坏学风呀!所以退回聘书,请谅!”这是他对一家出版社诚聘他为中国市场出版公司顾问的回信。他生怕别人不按他的意见办,还将聘书中“钱学森”3个字用红笔画了个大“×”。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他这一生曾任不少要职,地位不可谓不高。但一般人不知道,他对这些‘官位’一点也不在意,要不是工作的需要他说自己宁可什么‘官’也不当,我是一名科技人员。他不爱出席什么开幕式、闭幕式之类的官场活动,只喜欢钻进科学世界,研究学问。在这方面如有所得,就十分高兴。”蒋英说得很平实,却使听者心底升起一缕缕敬意。


  不知细心的人们发现过没有,在钱学森的履历介绍上常有“任国防部五院院长、副院长”的字样。事实上他是先当院长,后当副院长。难道钱学森是被降职了?其实,这就是钱学森和常人的不同之处。1956年,他向中央建议,成立导弹研制机构,这就是后来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钱学森担任院长。


       但是随着导弹事业的发展、五院规模的扩大,钱学森作为院长的行政事务也越来越多。当年45岁的钱院长虽然精力充沛,但他既要为中国的导弹事业举办“扫盲班”,又要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还要为研究院一大家人的柴米油盐操心。有时研究院的报告和幼儿园的报告会一同等待他这位院长批示,他说,我哪懂幼儿园的事呀。


       为此,他给聂荣臻写信要求“退”下来改正为副,专心致志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上级同意了他的要求,使他从繁杂的行政、后勤事务中解脱出来。“从此,他只任副职,到七机部副部长,再到国防科委副主任等,专司我国国防科技发展的重大技术问题。他对这种安排十分满意。”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钱学森考虑的是科研工作,而不是自己因此会失去什么权力,降低什么待遇。这种精神贯穿在他的一生之中。1985年,中国科协二届五次全国委员会一致通过由钱学森担任第三届主席,可他个人不同意。一直到闭幕那天,在京西宾馆开闭幕大会,文稿写好了,请钱学森(科协二届副主席)致闭幕词,并送他审阅。


       他看了稿子后表示:这个稿子原则上我同意,但最后要加一段话,让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出任第三届主席的理由。如果你们同意加这段话,我就念这个稿子;如果你们不同意,我就不念,请别人致闭幕词。科协的同志只好表示:“钱老,您念完这个稿子,可以讲一段您个人的意见,但不要正式写进这份讲稿。”


       于是, 钱学森同意致闭幕词。但是当他在致辞时说明自己不适合担任下届主席时,会场上连续地鼓掌,使他没法接着讲下去,有人站起来插话:“钱老,这个问题您个人就别讲了。”大家对插话又热烈鼓掌。后来,方毅、杨尚昆、邓颖超都出面找他谈话,劝他出任科协三届主席。盛情难却之下, 钱学森才不得不出任了下一届科协主席。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大家这么一致地做工作, 钱学森是绝不会要这个名的。1991年,当他任期满后,在换届时,他坚决不同意连任,并推荐比自己年轻的人担任下届科协主席。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大家知道,钱学森是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当然,第六届他并不是换届时选进,而是中间增补进去的。但钱学森并不算这个细账。在七届任满时,他就给当时的政协负责人写信,请求不要在八届政协安排任何工作,说“这是我身体条件的实况”。但是这个报告没被批准,直到1998年全国政协八届换届时,钱学森才从副主席的位置上完全退下来。这便是一个不要地位、要作为的钱学森。


  于荣誉,钱学森也是如此。目前,在中国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想争取一个“院士”的称号,这个称号在1994年前叫“学部委员”。然而,钱学森在1988年与1992年曾两次给当时任中科院院长的周光召写信,请求免去他学部委员的称号。信发出去,周光召与严济慈一起做他的工作,讲“学部委员不是个官位,是大家选的,任何领导无权批准您的请辞报告”。他的夫人蒋英如是说:“一个科研人员,如果满脑子都是金钱、荣誉、地位这些东西,即使他很聪明,也成不了大器。”的确,科学是需要人们无私奉献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规格新提法;“一级英雄模范奖章”,此前一直是战斗英雄、生产一线劳模的专利,从来没有向科学家颁发过。授奖厅里掌声雷动,大家急切地等待着、猜测着,钱学森会怎样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呢?


  在崇高的荣誉面前,钱学森仍然像平常那样朴实、谦逊、平易、诚挚。在致答词中,他没有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讲几句“感谢话”,以“礼尚往来”,而是劈头就说了一句让人万万想不到的话:“今天我不是很激动。”


  是不是他有点不识时务,是不是有点迂腐?不了解他的人有点搞不懂,而熟悉他的人却说,这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他已经激动过三次了,有一次就在不久前。


  “我第一次激动的时刻是在1955年,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我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个人写的《工程控制论》和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交到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这么激动。


  建国10周年时,我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简直激动得睡不好觉。这是我第二次的心情激动。


  第三次心情激动,就在今年。今年,我读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他说中央组织部决定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我能跟他们并列,心情怎不激动?!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有了这三次激动,我今天倒不怎么激动了。”


  这一席话在人民大会堂如此庄重的场合讲,乍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细品一下,他又说得多么坦率、多么得体、多么贴切又多么深刻啊!钱学森看轻的是个人名利、荣誉,看重的是祖国,是党,是人民!


  祖国与民族,一直在他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


  钱学森1955年离开美国后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对美国朋友和科学同行十分友好,并与他们保持着联系,但他坚持只要美国政府不对当年“驱逐”他出境正式道歉,他今生今世绝不再去美国。1985年3月9日,钱学森在给国务院一位领导的信中写得十分坦率:“我本人不宜去美国,事实是我如现在去美国,将‘证实’了许多完全错误的东西,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原来,凡在美国移民局的档案里留有被驱逐记录的,必须经由某种特赦手续才能入境。“我钱学森本无罪,何须你特赦?”


  这位领导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主帅,其思想、品德、情操,堪称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是一位把祖国、民族利益和荣誉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说得上是一位精忠报国、富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蒋英对钱学森的爱国情结十分赞许。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在美国的日子里,他学习起来游刃有余,但生活上他却有些不习惯,特别是某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令他生气。”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耻笑中国人抽鸦片、裹脚、愚昧无知,钱学森立刻向他挑战: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看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听了都伸舌头,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钱学森怀着这样一颗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只用一年时间就拿下了飞机机械工程专业的硕士学位。


  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学宗旨,各专业学科的学生都要在学期内到对口的工厂、科研部门实习。钱学森本来也应该去飞机制造厂实习,可是,他没有想到,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这种民族歧视是钱学森在美国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挫折和困难并没有动摇他为祖国强盛而发愤学习的决心。既然学习飞机机械工程走不通,他决定改学航空理论,并大胆地毛遂自荐,投奔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世界航空理论权威冯·卡门教授门下。”钱学森很幸运,冯·卡门这位以学风严谨着称的“超音速飞行之父”竟破天荒地接收了他。


  “在这里,他的人生旅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在空气动力学研究和航空技术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把他留在了自己的身边工作。很快,钱学森便在数学和力学这两个领域崭露头角。钱学森与冯·卡门共同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卡门–钱学森公式”。冯·卡门率先提出了高超声速流的概念,又由钱学森科学证明了这个概念。它的提出和证明,为飞机早期克服热障、声障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国际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钱学森的名字传遍了世界。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1947年,钱学森留美后第一次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与蒋英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后,钱学森原准备留在国内,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心力。“但是,耳闻目睹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和反动黑暗,他大失所望。然而,他在失望中也看到了希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新中国似乎就像婴儿即将呱呱坠地。这使他受到很大鼓舞,决定与我重返美国,以积蓄力量,准备为日后新中国效力。”


  回到美国后,人们发现钱学森变了,他接待来客更少了,工作更加埋头苦干,研究更加勤奋。他在悄悄地等待着祖国黎明的到来。


  1949年中秋,归心似箭的钱学森开始在心底盘算如何回归刚刚解放的祖国。“他万万没有想到,为归国竟历尽了千难万险,经受了长达5年多的折磨。他对我说他是中国人,他的事业在中国,他的归宿在中国,他根本没有打算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在这5年中,联邦调查局的人时常闯入他们的住宅捣乱,连信件与电话也受到了检查。然而,无论是金钱、地位、荣誉和舒适的生活诱惑,还是威胁、恫吓、歧视和折磨,都未改变钱学森回归祖国的坚强决心和意志。


  那几年,他们全家一夕三惊,为此经常搬家。在这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蒋英作为忠实伴侣,与钱学森相濡以沫,为他分忧解难,给了他无比的勇气与力量,终于苦熬到了获准回归的一天。蒋英回忆说:“我们总是在身边放好三只轻便的箱子,天天准备随时获准搭机回国。可以讲,他最后是作为‘美国犯人’被驱逐出境的,是在外交努力下‘奉送’回祖国的。”这一段历史,确实让他们刻骨铭心。1955年10月,钱学森带着妻子与一双儿女转道回国,当时内心的激动自然难以言表。从此,他的名字,与中国的火箭、导弹与航天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回来后,中央向他交代由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的设想,他高兴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在北京西郊中关村科学城数学研究所的一角挤出的几间房子,作为力学研究所的筹备处。距此不远处,他们一家分到了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尽管与美国洛杉矶那豪华的别墅式花园住宅相比显得四壁萧然,但这陋室毕竟是他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我们终于可以坐在自家的书案前泡一壶家乡的龙井茶,我们那时突然感到生活变得富有情趣且有魅力了”。


  2000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广东省考察时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近九旬的钱学森当即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观点,他认真学习报纸上的有关报道,还催着要身边工作人员给他买有关的参考书。耄耋之年的钱学森倚靠床头,认真学习和思考,并不时向身边工作人员谈他学习的体会。


       他说:“我算是高寿了,比我的老师冯·卡门活得还长。这要归功于党和国家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他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在钱学森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张巨幅“蘑菇云”照片–那是中国第一枚战略导弹在罗布泊精确命中靶心的激动人心时刻。“几十年过去了,每当他看到这幅照片,总有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因为它掌握在自己民族的手里,就是和平的象征。”在这对老夫妇的心目中,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和平之花。


  “要想成为一个着名的科学家,必须具备献身精神,要有献身于科学事业的决心,敢于攻关,不畏艰险,而不能投机取巧。如果说他今天有什么成就的话,可以说就得益于他具有这些素质。”蒋英如是说。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便一头扎在了大西北,他冒着狂暴的黄沙,顶着火辣辣的烈日,在人迹罕见的大沙漠中与科技人员一起风餐露宿,日日夜夜地研究解决许多重大的国防科技难题。


  那期间,钱学森往往一去便是几个月,也没有书信寄回家。有时,他神不知鬼不觉地返回来,蒋英问他去哪了,为什么瘦成这个样子,他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没关系,不用担心”,就算应付过去。蒋英回忆起钱学森的那段生活时,不无嗔怨:”那时候,他什么都不对我讲。我问他在干什么,不说。有时忽然出差,我问他到哪儿去,不说;去多久,也不说。他的工作和行动高度保密,行踪不要说对新闻界、对朋友保密,连我们家人也绝对保密,一点也不知道他在干吗。”接着,蒋英向记者讲起那个听来啼笑皆非的“索夫”故事。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有一回,钱学森又“出差”了,一去又是几个月,杳无音信。急得坐立不安、寝食不宁的蒋英,再也无法忍受这种亲人死活不明的痛苦折磨,急匆匆地找到一位国家领导人,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赌气地质问:“钱学森到哪儿去了?他还要不要这个家?”说完呜呜地哭了起来。


  其实,这时的钱学森正在戈壁荒漠之上紧张地进行着“东风一号”近程导弹的发射准备工作。这颗导弹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技术人员和工人奋战了700多个日夜研制成功的。


  1960年11月5日,新华社发了一条电讯通稿:我国第一枚“东风一号”近程导弹在西北地区发射成功,精确命中目标……蒋英看到消息,刹那间脸上露出了笑容–莫非是他?莫非他就在“我国的西北地区”?“他回来后,经‘质问’而验证我猜中了。当我向他讲述自己前不久找国家领导人‘索夫’的故事后,逗得他哈哈大笑。”蒋英说,此后钱学森又有多次“失踪”,每次“失踪”总是给祖国人民带来惊喜。


  “导弹之父”钱学森虽然并不是具体抓每一项技术工作,但在每项技术工程里都凝结着他的心血与智慧。后来由于身体的缘由,他不可能坚守岗位,但他仍然一直心系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科技工作者也处处可以感知他的存在。几十年来,受过他直接指导、得过他帮助的中青年科技人才遍布全国各地,已成为中国航天事业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晚年的这位科学巨匠,仍然能条理清楚地与人对话,每天他靠在床前的小书桌上还能阅读字号不大的书刊。有人曾开玩笑说,除了腿脚不太灵便外,他的身体的其他“零件”磨损得并不厉害。如果说他和爱因斯坦同样具有充满智慧的大脑袋的话,那么与爱翁头发蓬乱、胡须不修相比,钱学森显得更加潇洒飘逸、深邃空灵。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我俩生活得富有情趣


  钱学森和蒋英婚姻美满,夫妻恩爱。虽然所从事的专业各异,但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效力的心一样热。钱学森钟情于蒋英,同时也钟情于他和蒋英共同酷爱的音乐。


  “我从小喜欢音乐,他也自幼酷爱艺术,中学时代他是有名的铜管乐手。”钱学森与蒋英一样,喜欢听音乐,对世界乐坛名家的各种风格都十分稔熟,欣赏音乐的艺术品味很高。


  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期间,钱学森曾多次驾驶着那辆二手货的老爷车,拉着三四个中国同学,到波士顿听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每周都要演出一次,它那整齐的阵容、高超的技艺享誉世界,征服了无数音乐爱好者,也征服了钱学森。如没有特殊情况,每个周末的音乐会他几乎都要到场。为了听音乐会,钱学森宁肯节衣缩食,音乐给了他慰藉,也引发了他幸福的联想。每当他听到那些悠扬的乐曲声,他便情不自禁地想起身在异地的蒋英–那个远离家乡、远离祖国、在欧洲学习声乐的姑娘。


  20世纪50年代中期,蒋英在中央实验歌剧院担任艺术指导。“为了满足广大工农兵的要求,我和演员们一起到大西北偏僻落后的地方巡回演出,并努力学唱中国民歌、昆曲、京韵大鼓,甚至京戏。”她穿上民族服装,扮作村姑,登台演唱,颇受群众欢迎。每当要登台演唱时,蒋英总喜欢请钱学森去听,请他欣赏,请他评论。有时钱学森工作忙,不能去听,蒋英就录音下来,带回家,待他休息再放给他听。


  后来,为了照顾钱学森的工作与生活,领导安排蒋英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歌剧系担任领导并任教。蒋英只好放弃自己最喜爱的舞台生涯,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培养学生。如今,蒋英教授已是造诣精深的音乐艺术家,是我国当代讲授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的权威。


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


  到了晚年,钱学森夫妇依然生活得富有情趣,非常充实。“与我相比,他更喜欢贝多芬的作品,尤其喜爱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蒋英这么认为。在钱学森看来,贝多芬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乐诗人,是音乐哲学家。他说:“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述说哲学,解释哲学,使音乐成为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贝多芬总是用音符寓意托情,启迪人类的灵性,感发人类的道德和良心。”他时常陶醉在贝多芬的音乐世界里,也同时被贝多芬的英雄气概所感染。


  共同的爱好,使钱学森与蒋英的感情生活更加温馨和谐,多姿多彩,也使他们各自的事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还和我合作发表过一篇关于发展音乐事业的文章哩。”在蒋英的影响下,钱学森对科学与艺术的思考结合得更紧了。他曾写了许多关于美学、文艺学和社会主义文化学以及技术美学等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些成果可以说是他与蒋英爱情的结晶。


  钱学森是坚强的人。在晚年,他被“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锁在轮椅上,被“腰椎楔形骨折”锁在病床上,即便如此,他床前小桌板上每天都摆满了书籍,他思维的触角感应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还不时地爆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就好像在他的时间表上永远没有晚年。


  2009年10月31日上午,“科学元帅”钱学森在北京病逝,他的思维停止了忙碌。他的儿子钱永刚回忆说:“10月29日吃晚饭时,父亲突然吐了一下。父亲是一位老年人,老年人的身体一旦有变化,我们就必须特别担心,这也是我们多年照顾他的经验。马上测体温,发现父亲体温有点高,当时就决定赶快送医院。只用了很短的时间,父亲就被送往附近的解放军总医院。这次与以前不同,一进去就报病危。医生很快给我的父亲进行检查,发现已是严重的肺部感染。


       可能之前已经出现了轻微的呼吸道症状,但他自己不觉得有什么明显不适,别人也没有特别细心地观测到,等送到医院时,炎症已扩散到肺部。哎,还是有点晚了。医院很努力,已经尽心了。父亲的肺部出现大面积感染,肺表面只有一部分能供氧,造成身体多个器官因缺氧而怠工,后来血压测不到了,呼吸衰竭,人进入了休克状态。最后走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痛苦。可以说,父亲走得很安详,这也是我感到些许安慰的地方。”钱永刚说,父亲看书看到最后一天,一直到入院前几个小时都在看报纸,看文件。


  这就是一个随和而淡泊、亲近而崇高、感情丰富而情趣多多的钱学森,一个夫人眼中的“中国导弹之父”。

(转载)汉语的革命

汉语的革命



刘汉俊


《 人民日报 》( 2013年12月05日 24 版)









  11月7日,《汉字的力量》在本报刊发,读者反响热烈。民族的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瞩目汉语言文字,是文化复兴的引信。今日,我们特刊出《汉字的力量》续篇《汉语的革命》,以飨读者。











  如果把人类文明比作浩渺而深邃的海,那么语言文字则是奇幻的浪、流变的云、嶙峋的礁,那种铺陈与席卷的豪迈,那种撞击与融合的气势,那种攻坚与坚守的勇猛,让你不得不感叹语言文字的力量。


  从哼哟嗨嗬的号子、比划的手势到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的诞生,语言是文字的母亲,文字是语言的娇子。没有语言,就不会有文字;没有文字,语言难以为继。“露西小姐”,非洲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展陈的古人类化石表明,人类文明的历史至少有320万年。语言文字的历史虽没有如此漫长,但伴随着人类的进化与迁徙,究竟有多少种,怕是如原始森林那青黄荣枯的枝叶一样,繁多且无人知晓。


  这荣枯生灭,便是语言文字进化的过程。


  友好传播


  公元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开启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也拉开了欧洲各国抢占美洲的序幕。在这场争夺战中,掌握了制海权的英国建立了最早的北美殖民地,工业革命又使英国跃居欧洲强国之首。可以说,英国的战刀指多远,汽船就跑多远;战刀指向哪里,英语就在哪里落地生根。


  不仅英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也都曾随着殖民者的步伐走向世界不同的角落。在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中有这样一个细节:校长韩麦尔先生给孩子们讲完最后一堂法语课后痛苦而坚定地说:“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好保存自己的语言,就好像掌握了打开监狱的钥匙。”韩麦尔先生或许是虚构的人物,但他的这句话却是道出了民族的期盼:保护好自己的母语,就像保卫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不掌握母语文字的人,就像丢失了家门钥匙的孩子,难免会沦为精神的乞丐、文化的弃儿。


  汉语的魅力在于她温暖的力量。遥想1900年前,西汉张骞首开西域丝绸之路,不但丝绸、皮毛、玉石、香料源源不断地到达中亚、欧洲,造纸术、印刷术也西出欧亚;遥想1300多年前,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雅安开始,经康定、进西藏,到不丹、尼泊尔和印度,最远抵达西亚、西非红海海岸,迢迢生死路,拳拳背夫情,沿途的摩崖石刻、巴蜀图腾、壁画字碑见证了中西文明交流、藏汉文化融合的历史;遥想1200多年前,唐朝鉴真和尚九死一生东渡日本,送去了律学典籍和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作品,他自己的书法作品《请经书帖》至今留存东瀛……即便是600多年前,明朝郑和带领强大的船队七下西洋五过马六甲海峡,也没有在海外占一寸殖民地,没有在马六甲海峡这个军事咽喉建一个炮楼据点,而汉语言文字则通过这个险恶航路远播东南亚,直到非洲东海岸。


  商路漫漫,文路绵绵,沿途各国如接受重礼般迎接中国汉字,拥抱中华文化。没有殖民、没有掠夺,如花汉字织起友谊之环。


  血性坚守


  四大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国的汉语言文字,形变而神不变、意不散,一笔几千年。


  但是,近代以来的汉语之路也曾风雨飘摇。


  公元1807年,马礼逊作为大英帝国第一位赴华的传教士,接到英国教会下达的三项任务:学中文、编词典、将圣经翻译成中文。后来,他干脆穿上领事服,参与英国对华政治、贸易、文化政策的制订与实施。通过他的手,大清政府大把大把的白银流入英国人的口袋。公元1793年,英国首次派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访华,使团副使斯当东12岁的儿子也随团前来,由于其乖巧伶俐,乾隆皇帝还赏赐了这个孩子一个香包。46年后,正是这个能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小斯当东,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讲,主张对中国开战:“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态度坚决可以取胜!”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中国丛报》撰文,鼓吹对付中国要用大炮。


  还有的传教士则看到了汉字的力量。1848年,在中国生活了40多年、被称为美国“汉学家之父”的学者卫三畏说:“一旦废止汉字而改用字母去拼写汉语,中国将不复存在。”他发现了解构中国力量的突破口。1858年6月26日,英政府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中英天津条约》,其中第五十款规定:“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正是这个传教士兼驻华参赞卫三畏,参与了该条约的制订。用英语做中国人的主,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中国文化的悲哀。及至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期间,强行推行日语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华日军也曾如此这般在东北地区实施文化殖民,与此同时,大量珍贵典籍、碑帖、字画被劫运往日本。


  国破山河碎,字在火中泣,腥风血雨中汉字坚挺依然。用子弹围剿方块汉字,迎接它的只有横枪竖棍撇刀捺剑。这是中国汉字的性格。一个民族哪怕是被打倒在地,只要精神还在,散落一地的点横撇捺就会在文化的号角下,铸成不屈的脊梁。


  文化自觉


  汉字虽一笔千年,但不能固步自封。如果不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就难以承载时代的新思想、新事物,这是我们的文化自省。从早期外国传教士用拉丁字母对汉字进行注音,到中国学者的“官话字母”、“拉丁化新文字”,再到民国政府的“注音字母”、“罗马字拼音法”方案,中国汉字在300多年来的文字变革中步履蹒跚。


  文字改革的历史重任,落在了新生的共和国肩上。


  1949年10月10日,新中国成立的第十天,毛泽东亲自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推出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广汉语拼音三大举措,开始了扫除4亿文盲的艰难任务。这是汉语言文字改革力度最大、普及最快的时期。从1949年到1958年的10年间,1000多种方案,数万人参与,仅汉语拼音方案就有6套之多。扫盲班、识字班,电灯下、油灯旁,人民大众如饥似渴地识字读报,成为汉语言文字的主人。从此,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了阅读文化成果的能力,古老的汉字也在改革中获得新生。


  历史进入上世纪70年代,汉字迎来了新的历史契机。1973年,联合国将汉语作为官方工作语言,世界从此开始倾听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洞开,国际社会的汉语热随之升温。今天,海外300多所孔子学院、500多个孔子课堂搭起一座座汉语桥,谦和的中国孔子站在东方文明的桥头堡,拱手迎送远方之朋,让世界通过汉字、通过中华文化更立体地感知中国。


  汉字的一路征程也曾走过弯路,比如汉字简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简化是为了易写便认,提高沟通效率,但是一旦简单到无从认识或者误认,简化到瘦骨嶙峋,就失去了汉字结构的美、寓意的美、想象的美、古典的美,至于粗暴地把某种政治符号安插其中,更是对文化的割裂。文字改革不能借口现代消解传统,不能借口简洁制造空疏。没有繁体字,就没有古典的美;没有简化字,就没有现代的美。臃而不肿,简而不单,今天的汉字有着姣好的身材。


  科技的进步,也曾让中国汉字遭遇考验。1946年美国研制出第一台计算机引发了信息革命,1952年中国科学家开始研究计算机技术,但是以字母为主的输入方式把方块汉字拦在了门外。“中国必须摒弃传统汉字,走拼音文字道路,”外国专家如此定论,国内一些废除汉字的主张也沉渣泛起。


  如果汉字进入不了电脑,在信息浪潮惊涛拍岸的今天,中国航船无法驶入国际航道;如果放弃汉字,中国文化面临竭泽断流的危险,何况失去汉字的国家还是中国吗?别无选择。一批中国科学家和语言学家开始专攻汉字信息处理技术。1956年终于诞生第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随后30年,汉字输入输出方法、汉字编码程序、汉字智能终端、汉字打印系统等难题被一一攻克。1985年,中国科学家王选领衔研制的中国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大获成功,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古老的方块汉字在信息时代焕发出神奇的生命力。


  中国的文化客厅容得下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可以让各种文明以礼相待,推杯问盏。我们愿意聆听他国语言的流畅优美,但更懂得欣赏吴侬软语的温婉、秦腔南音的韵味,以及唐诗宋词的抑扬顿挫,王颜欧柳的神采飞扬。这是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不反对引进外来语,经过汉化的外来词汇同样能丰富中国词库,但我们反对取之无度、用之过滥;我们不反对让流行的网言网语进入汉语的传统家庭,但要注意汉字的规范,不能玷污汉字的纯洁,消解汉语的魅力。这是我们的文化自觉。


  今天的汉字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当下的信息技术改变着人们的书写和阅读习惯,屏幕化、碎片化、快速化、浅层次阅读盛行;各种键盘消解了我们的书写技能,层出不穷的智能终端让我们患上输入法依赖症,提笔忘字;网络词典让我们在享受便捷轻巧的同时失落了追根溯源的乐趣和咬文嚼字的味道;网络俚语带来简明晓畅、通俗风趣的同时,削弱了汉字的美好。欣闻不少地方中考、高考语文成绩的比分在提高,这是正本清源之举,学好汉语当从孩子抓起。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文化的崛起,民族的复兴不能没有文化的复兴。在继承中发展,在革新中坚守,呵护母语,就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


  (制图:蔡华伟)

《忆孩时》:百岁杨绛新作回忆过往

《忆孩时》:百岁杨绛新作回忆过往


2013-10-18 11:03 作者:陈谋 来源:成都商报


102岁的杨绛又出新作。在她的《忆孩时(五则)》中,五篇短文分别为《回忆我的母亲》《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太先生》《五四运动》《张勋复辟》,文中重温了自己孩时的记忆。她说:“人生四苦:生、老、病、死,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母亲”二字,在杨绛的行文中几乎是个陌生的字眼。她说自己也感到很奇怪,曾写过回忆父亲、姑母的文章,却未写过回忆母亲的,大概是接触得少的原因。文末她称:“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杨绛先生新作传开后,初次阅读此篇的部分读者深受感染,“杨绛先生此文颇有清人沈复《浮生六记》遗风,字真句实,最打动人的是这句‘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善则在微博上叹道:“102岁老作家的新作……五则随笔思路清晰,文笔流畅,细节生动,令读者欣喜。文末署‘2013年8~9月’作,真是宝刀不老!”


随后,陈子善又说,“杨绛先生的一个记误:杨先生在《忆孩时:回忆我的母亲》中写到母亲读《绿天》和《棘心》的情形。两书均为北新书局出版,前者1928.3初版,后者1929.5初版。但两书均署“绿漪女士著”,而不是署苏雪林,也不是署苏梅。杨先生母亲与她那段对话想必杨先生有所误记了。”


杨绛作《忆孩时(五则)》内容节选:


回忆我的母亲


我曾写过《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我很奇怪,怎么没写《回忆我的母亲》呢?大概因为接触较少。小时候妈妈难得有工夫照顾我。而且我总觉得,妈妈只疼大弟弟,不喜欢我,我脾气不好。女佣们都说:“四小姐最难伺候。”其实她们也有几分欺我。我的要求不高,我爱整齐,喜欢裤脚扎得整整齐齐,她们就是不依我。


我妈妈忠厚老实,绝不敏捷。如果受了欺侮,她往往并不感觉,事后才明白,“哦,她(或他)在笑我”,或“哦,他(或她)在骂我”。但是她从不计较,不久都忘了。她心胸宽大,不念旧恶,所以能和任何人都和好相处,一辈子没一个冤家。


妈妈并不笨,该说她很聪明。她出身富商家,家里也请女先生教读书。她不但新旧小说都能看,还擅长女工。我出生那年,爸爸为她买了一台胜家名牌的缝衣机。她买了衣料自己裁,自己缝,在缝衣机上缝,一忽儿就做出一套衣裤。妈妈缝纫之余,常爱看看小说,旧小说如《缀白裘》,她看得吃吃地笑。看新小说也能领会各作家的风格,例如看了苏梅的《棘心》,又读她的《绿天》,就对我说:“她怎么学着苏雪林的《绿天》的调儿呀?”我说:“苏梅就是苏雪林啊!”她看了冰心的作品后说,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我觉得都恰当。


妈妈每晚记账,有时记不起这笔钱怎么花的,爸爸就夺过笔来,写“糊涂账”,不许她多费心思了。但据爸爸说,妈妈每月寄无锡大家庭的家用,一辈子没错过一天。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她是个忙人,每天当家过日子就够忙的。我家因爸爸的工作没固定的地方,常常调动,从上海调苏州,苏州调杭州,杭州调回北京,北京又调回上海。


我爸爸厌于这类工作,改行做律师了。做律师要有个事务所,就买下了一所破旧的大房子。妈妈当然更忙了。接下来日寇侵华,妈妈随爸爸避居乡间,妈妈得了恶疾,一病不起,我们的妈妈从此没有了。


我想念妈妈,忽想到怎么我没写一篇《回忆我的母亲》啊?


我早已无父无母,姊妹兄弟也都没有了,独在灯下,写完这篇《回忆》,还痴痴地回忆又回忆。



三姊姊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


我三姐姐大我五岁,许多起码的常识,都是三姐讲给我听的。


三姐姐一天告诉我:“有一桩可怕极了,可怕极了的事,你知道吗?”她接着说,每一个人都得死;死,你知道吗?我当然不知道,听了很害怕。三姐姐安慰我说,一个人要老了才死呢!
我忙问,“爸爸妈妈老了吗?”


三姐说:“还远没老呢。”


我就放下心,把三姊的话全忘了。


三姐姐又告诉我一件事,她说:“你老希望早上能躺着不起床,我一个同学的妈妈就是成天躺在床上的,可是并不舒服,很难受,她在生病。”从此我不羡慕躺着不起来的人了,躺着不起来的是病人啊。


老、病、死,我算是粗粗地都懂了。


人生四苦:“生老病死”。老、病、死,姐姐都算懂一点了,可是“生”有什么可怕呢?这个问题可大了,我曾请教了哲学家、佛学家。众说不一,我至今该说我还没懂呢。


太先生


我最早的记忆是爸爸从我妈妈身边抢往客厅,爸爸在我旁边说,我带你到客厅去见个客人,你对他行个鞠躬礼,叫一声“太先生”。


我那时大约四五岁,爸爸把我放下地,还搀着我的小手呢,我就对客人行了个鞠躬礼,叫了声“太先生”。我记得客厅里还坐着个人,现在想来,这人准是爸爸的族叔(我称叔公)杨景苏,号志洵,是胡适的老师。胡适说:“自从认了这位老师,才开始用功读书。”景苏叔公与爸爸经常在一起,他们是朋友又是一家人。


我现在睡前常翻翻旧书,有兴趣的就读读。我翻看孟森著作的《明清史论著集刊》上下册,上面有锺书圈点打“√”的地方,都折着角,我把折角处细读,颇有兴趣。忽然想起这部论著的作者名孟森,不就是我小时候对他曾行鞠躬礼,称为“太先生”的那人吗?他说的是常州话,我叔婆是常州人,所以我知道他说的是常州话,而和爸爸经常在一处的族叔杨志洵却说无锡话。我恨不能告诉锺书我曾见过这位作者,还对他行礼称“太先生”,可是我无法告诉锺书了,他已经去世了。我只好记下这件事,并且已经考证过,我没记错。


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现称青年节。当时我八岁,身在现场。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当时想必有许多中外记者,但现在想来,必定没有活着的了。作为一名记者,至少也得二十岁左右吧?将近一百二十岁,谁还活着呢?


闲话不说,只说说我当时身经的事。


那天上午,我照例和三姐姐合乘一辆包车到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上课。这天和往常不同,马路上有许多身穿竹布长衫、胸前右侧别一个条子的学生。我从没见过那么高大的学生。他们在马路上跑来跑去,不知在忙什么要紧事,当时我心里纳闷,却没有问我三姐姐,反正她也不会知道。


下午四点回家,街上那些大学生不让我们的包车在马路上走,给赶到阳沟对岸的泥土路上去了。


这条泥土路,晴天全是尘土,雨天全是烂泥,老百姓家的骡车都在这条路上走。旁边是跪在地下等候装货卸货的骆驼。马路两旁泥土路的车辆,一边一个流向,我们的车是逆方向,没法前进,我们姐妹就坐在车里看热闹。只见大队学生都举着小旗子,喊着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坚持到底)”“劳工神圣!”“恋爱自由!”(我不识恋字,读成“变”。)一队过去,又是一队。我和姐姐坐在包车里,觉得没什么好看,好在我们的包车停在东斜家附近,我们下车走几步路就到家了,爸爸妈妈正在等我们回家呢。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是民国六年的事。我和民国同年,六岁了,不是小孩子了,记得很清楚。


当时谣传张勋的兵专要抢劫做官人家,做官人家都逃到天津去,那天从北京到天津的火车票都买不到了。


但外国人家门口有兵看守,不得主人许可,不能入门。爸爸有个外国朋友名Bolton(波尔登),爸爸和他通电话,告诉他目前情况,问能不能到他家去避居几天。波尔登说:“快来吧,我这里已经有几批人来了。”


当时我三姑母(杨荫榆)一人在校(那时已放暑假),她心上害怕,通电话问妈妈能不能也让她到波尔登家去。妈妈就请她饭后早点来,带了我先到波尔登家去。


妈妈给我换上我最漂亮的衣裳,一件白底红花的单衫,我穿了到万牲园(现称动物园)去想哄孔雀开屏的。三伯伯(编注:即前文所说的三姑母,姑母旧亦呼伯伯)是乘了黄包车到我家的,黄包车还在大门外等着我们呢。三伯伯抱我坐在她身边。到了一个我从没到过的人家,熟门熟路地就往里走,一手搀着我。她到了一个外国人的书房里,笑着和外国人打了个招呼,就坐下和外国人说外国话,一面把我抱上一张椅子,就不管我了。那外国人有一部大菱角胡子,能说一口地道的中国话。他说:“小姑娘今晚不回家了,住在我家了。”我不知是真是假,心上很害怕,而且我个儿小,坐椅子上两脚不能着地,很不舒服。


好不容易等到黄昏时分,看见爸爸妈妈都来了,他们带着装满箱子的几辆黄包车,藏明(我家的老佣人)抱着他宝贝的七妹妹,藏妈(藏明的妻子)抱着她带的大弟宝昌,三姐姐搀着小弟弟保俶(他的奶妈没有留下,早已辞退),好大一家人都来了。这时三伯伯却不见了,跟着爸爸妈妈等许多人都跑到后面不知哪里去了,我一人站在过道里,吓得想哭又不敢哭。等了好一会,才看见三姐姐和我家的小厮阿袁来了(“小厮”就是小当差的,现在没什么“小厮”了)。三姐姐带我到一个小院子里,指点着说:“咱们住在这里。”


我看见一个中国女人在那儿的院子里洗脸,她把洗脸布打湿了把眉毛左右一分。我觉得很有道理,以后洗脸也要学她了。三姐姐把我衣角牵牵,我就跟她走进一间小小的客厅,三姐姐说:“你也这么大了,怎么这样不懂规矩,光着眼睛看人,好意思吗?”我心里想,这种女人我知道,上不上,下不下,是那种“搭脚阿妈”,北京人所谓“上炕的老妈子”,但是三姐姐说的也不错,我没为自己分辩。


那间小客厅里面搭着一张床,床很狭,容不下两个人,我就睡在炕几上,我个儿小,炕几上睡正合适。


至于那小厮阿袁呢,他当然不能和我们睡在同一间屋里。他只好睡在走廊栏杆的木板上,木板上躺着很不舒服,动一动就会滚下来。


阿袁睡了两夜,实在受不了。而且伙食愈来愈少,大家都吃不饱。阿袁对三姐说,“咱们睡在这里,太苦了,何必呢?咱们回家去多好啊,我虽然不会做菜,烙一张饼也会,咱们还是回家吧。”


三姐和我都同意,回到家里,换上家常衣服,睡在自己屋里,多舒服啊!


阿袁一人睡在大炕上,空落落的大房子,只他一人睡个大炕,他害怕得不得了。他打算带几张烙饼,重回外国人家。


忽然听见噼噼啪啪的枪声,阿袁说,“不好了,张勋的兵来了,还回到外国人家去吧。”我们姊妹就跟着阿袁逃,三人都哈着腰,免得中了流弹。逃了一半,觉得四无人声,站了一会,我们就又回家了。爸爸妈妈也回家了,他们回家前,问外国人家我们姊妹哪儿去了。外国人家说,他们早已回家了。但是爸爸妈妈得知我们在张勋的兵开枪时,正在街上跑,那是最危险的时刻呀,我们姊妹正都跟着阿袁在街上跑呢,爸爸很生气。阿袁为了老爷教他读书识字,很苦恼,很高兴地离了我们家。


2013-10-18 11:03 作者:陈谋 来源:成都商报

1904年11月25日 巴金诞辰

1904年11月25日 巴金诞辰



2013年11月25日 00:00:00 作者:秦悦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他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被称为“20世纪中国的良心”、“人民作家”。他曾说“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事。”他写过哪些作品?他的爱情是怎样的?他一生在反思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网11月25日综合报道(记者秦悦)】今天是文学家巴金先生诞生109个纪念日。  不要把我当成什么杰出人物,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祖国和同胞,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表达我的感情。今天回顾过去说不到什么失败,也谈不到什么成功,我只是老老实实、平平凡凡地走过了这一生。


  ——巴金


  1907年家庭合影。左三是外婆怀抱着巴金,右三是巴金的母亲。


  少年时代的巴金


  ■巴金小传


  幼稚而大胆的“叛徒”


  (出生—26岁)


  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门正通顺街。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父李镛为官多年,颇有田产。


  1909年,父亲李道河任四川广元县知县,巴金随父母在任所居住。母亲陈淑芬思想开通,品性善良,对巴金的影响非常大。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李道河辞官携妻儿回家。(1914年母亲病逝,1917年父亲病逝。)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巴金开始阅读传播各种新思想的书报,接触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各种思想文化。


  1920年,考进成都外国语学校,参加学生罢课、请愿活动,抗议本省军阀。


  1921年,发表第一篇文章《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


  1922年,主持《平民之声》,翻译俄国伽尔洵小说《信号》,是他第一篇译作。


  1923年,离开成都到上海,进南洋中学读书。后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巴金参加抗议学生声援活动,7月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因患肺结核作罢。回到上海,与朋友合办《民众》杂志。


  1927年,从上海赴法国,途中写《海行杂记》。旅居巴黎等地,开始写《灭亡》。


  1928年,完成《灭亡》,开始翻译波兰廖·抗夫的《前夜》。12月回到上海,参加世界语协会,编辑会刊《绿光》。


  1929—1930年(25岁),第一本小说《灭亡》出版,完成《俄罗斯十女杰》。译作颇丰。


    青年时代的巴金


  暗夜里呼唤光明


  (27岁—37岁)


  1931年,继续在上海从事著译,写中篇《新生》、《雾》,4月开始写第一部长篇《家》,在《上海时报》连载,第一次刊出当日,获悉大哥李尧枚自杀。出版第一个短篇集《复仇集》。“九一八”事变后,写诗文控诉日本帝国主义。


  1932年,到南京、晋江、青岛、北平等地访沈从文等友人,写中篇《雨》。


  1933年,结识鲁迅、茅盾等一批文学朋友,与郑振铎等筹办《文学季刊》。写成《电》,至此《爱情三部曲》全部完成。


  1934年(30岁),《文学季刊》创刊,任编委,往返于上海、北平之间。11月到日本,寄住横滨,写第一篇童话作品《长生塔》。


  1935年,继续在横滨写作,后移居东京,无故被日本警方拘捕一夜,据此写成《人》,8月回到上海,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爱情三部曲》引起文坛争论。


  1936年,在上海从事写作、编辑工作,开始写《春》。与黎文烈共同草拟《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0月鲁迅逝世,著文悼念,参加治丧工作。与爱国女校学生萧珊(陈蕴珍)通信并相恋。


  1937年,卢沟桥事变,8月,日军偷袭上海,巴金写诗文呼唤抗日救亡,后收入《控诉集》。《呐喊》杂志创刊,巴金任发行人。11月上海沦陷,蛰居租界继续写作。


  1938年,写完《春》并出版。《爱情三部曲》合刊出版。10月广州陷落,与萧珊赴桂林,与夏衍等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


  1939年,偕萧珊回上海租界,闭门著述。创作长篇小说《秋》。


  1940年,《秋》出版。离上海,到昆明探望萧珊。11月到重庆,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欢迎到渝作家,有冰心、巴金、徐迟等。


  1941年,回成都探访亲友,再到昆明探望萧珊。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大批文化人转移到桂林。


    巴金与家人


  黎明前的探求


  (38岁—44岁)


  1942年,在桂林写散文《灯》,从桂林到重庆,得知曹禺正在改编《家》为话剧。


  1943年,译完屠格涅夫的长篇《父与子》,写杂文《一个中国人的疑问》,与英国神父赖治恩就道德问题论战。在重庆,曹禺改编本《家》连演100场爆满,打破战时重庆话剧演出纪录。


  1944年,萧珊辍学到桂林协助巴金,5月二人到贵阳结婚,后到重庆安家,开始写长篇《寒夜》。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参加文艺界各种政治性活动。11月回上海,与郑振铎、李健吾等筹组中国全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


  1946年,全家迁回上海,完成《寒夜》,参加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聚会,写《鲁迅先生十周年祭》。


  1947—1948年,继续编辑《文学丛刊》,编辑出版《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法国明兴扎发表《巴金的生活和著作》,是最早一部系统研究巴金的专著。


   巴金晚年收稿


  沉浮二十余载


  (45岁—72岁)


  1949年,赴北平参加第一次文代会,当选为中国全国文联委员;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参加天安门开国大典。


  1950年,先后任上海文联副主席等职,儿子小棠出生。


  1951年,写波兰见闻《奥威斯辛集中营的故事》,接待苏联作家爱伦堡、智利作家聂鲁达等。


  1952年,赴抗美援朝前线体验生活,写《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开城中立区》等。


  1953年,写《入朝散记》等,《文艺月报》创刊,任主编。第二次入朝体验生活。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1954年,在京参加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会上发言,第一次对社会、文化工作提出批评。


  1955年,主编的《文艺月报》因不转载关于批判胡风的材料,被批评为政治错误。


  1956年,当选为上海作协主席,10月14日,主持鲁迅墓迁葬仪式,并讲话。


  1957年,在京出席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议,期间与赵丹、方纪等受到毛泽东接见。与靳以同主编的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创刊。开始编辑《巴金文集》


  1958年,从姚文元在《中国青年》发文开始,以拔白旗为名的批巴运动持续了七八个月。《巴金文集》陆续出版。


  1959年,被选为上海中苏友好协会会长。到苏北等地农村访问。《巴金文集》陆续出版。


  1960年,《收获》因纸张紧缺而停刊。当选为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副主席。


  1961年,在成都小住,返回上海后赴日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出席各界纪念鲁迅诞辰80周年大会。


  1962—1963年,访问海南岛、广州等地,在上海文代会上作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选为上海文联主席。


  1964年(60岁),到上海市郊奉贤、松江农村参观访问,旁听社员会、斗争会等活动。


  1965年,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关于《海瑞罢官》的学习会。访问越南,深入战争前线,写《美国飞贼们的下场》,《炸不断的桥》等。


  1966年赴京参加支援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会。在武汉受到毛泽东接见。8月,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抄家,萧珊被打伤。


  1967年,上海文化系统举行全市批斗巴金电视大会。被遣送到松江参加劳动。


  1968—1971年,继续遭受迫害,被遣送辰山、奉贤“五七”干校等地。


  1972年,萧珊病逝,被准许留在上海。


  1973—1976年,在上海从事翻译工作。


   作家出版社新版《随想录》


  讲真话


  (73岁—89岁)


  1977年,恢复正常政治权利。《家》重印出版,再次畅销。


  1978年,开始为香港《大公报》写“随想录”


  1979年,当选中国文联常委、中国作协副主席。继续写《随想录》。


  1980年,在日本会见池田大作,出席一系列会议,继续写《随想录》。12月,倡议创办中国现代文学资料馆。


  1981年,到京参加茅盾追悼会。出席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被推举为代理主席,会上决定成立“茅盾文学奖”。继续写《随想录》。开始向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大规模赠书。


  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继续写《随想录》。


  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上海亲自主持授勋仪式。因帕金森症到医院治疗。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送大批图书。


  1984年,上海市政协举办庆祝巴金诞辰80岁宴会。电影《寒夜》公映。继续写作《随想录》。


  1985年,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出席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继续写《随想录》。


  1986年,继续写《随想录》,《文艺报》在京举办《随想录》座谈会。校编《巴金全集》。


  1987年,返成都探亲访友,《巴金文学创作六十年》在京展出。《巴金全集》陆续出版。


  1988年,大型纪录片《巴金》在沪首映,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电视连续剧《家》、《春》、《秋》开播。


  1989年,“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巴金译文选集》在香港、台北出版。


  1990年,获首届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讲真话的书》出版。


  1991年,上海作协举行“百名作家赈灾义卖”,《随想录》、《家》、《春》、《秋》等书义卖所得悉数捐赠灾区。第二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成都举行。


  1992年,冰心研究会在福州成立,当选为会长。《巴金影集》出版。


  1993年,发表短文《没有神》,继续编校《巴金全集》。


    中国现代文学馆大门上的巴金的手模


  还能拿起笔


  (90岁—95岁)


  1994年,第三届“巴金北京研讨会”在京举行,《巴金全集》第24至26卷出版,至此全部出齐。


  1995年,汇集了《随想录》以后重要作品的《再思录》出版。


  1996年,北京举行现代文学馆新馆奠基仪式,巴金发去贺词。12月,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1997年,冰心文学馆在福建落成,巴金题词。第四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1998年,第四届上海文艺奖揭晓,巴金等四人获得杰出贡献奖。


  “我为大家活着”


  (95岁—101岁)


  1999年,春节期间肺部严重病毒感染住院,对周围的人说“我为大家活着”。中科院命名1997WA22号小行星为“巴金星”。现代文学馆新馆竣工。


  2000年,现代文学馆新馆正式开馆。《世纪良知——巴金》出版。


  2001年,中国作协六次大会落幕,巴金连任主席,做《新世纪的祝愿》书面发言。


  2002年,庆祝《收获》创刊45周年及巴金99岁华诞,陈良宇到医院看望巴金,并转达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祝贺。


  2003年,为庆祝巴金百岁华诞,巴金铜像在四川落成。国务院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称号。


    巴金与家人


  ■巴金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我的愿望绝非‘欢度晚年’。我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感情、全部爱情消耗干净,然后问心无愧地离开人间。


  ★我常将生命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


    巴金与冰心


  ■人们说


  ★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曾在贺巴金九十诞辰的电文中说:“你活得太苦,太累,太不容易!”


  ★巴金以他自己的个人姿态走在历史画卷中。我很难用单一的比喻来概括他。有时他如电,如雷,如激流;有时又如阴云,如浓雾,如溪水。不同生命阶段,表现出不同的感情形态、生活形态。他就是这样以独特的生命方式走过了一百年。他为百年中国创造的一切,他的思想、精神、作品,以及他的复杂、矛盾的性格,都已成为巨大的存在,为我们解读百年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提供了一个内涵丰富的范例。巴金说过,他为读者而写,为读者而活着。其实,他也是为历史而活着。(李辉,北京学者)


  (综合《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国作家网、人民网资料及报道)

(司马南)兰亭集泪

 


兰亭集泪








兰亭集泪


司马南

(下为2013年9月在绍兴兰亭观看故事影片《兰亭》之后的现场发言记录上半部分)

    先前扫了一眼影讯: 编剧,程暁玲, 印象不深; 导演肖风. 肖导好像没有张艺谋张导有名啊.实话说, 我对片子没抱多大希望. 现在一般的片子、烂片子太多!多烂的片子都有, 越是烂片越要大肆鼓噪.
    看电影之前我还在想, 全当随帮唱影来韶兴兰亭缅怀了一次书聖王羲之.
    岂料, 开映之后, 我迅速进入剧情, 居然一步一步地掉进去了,在电影主创与观众的心理博弈中, 作为观众的我输了. 输得心甘情愿, 输得酣畅淋漓一一好片子成功的标志之一, 无非电影主创在心理博弈中战胜了观众, 让观众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你的主张,认同了你的逻辑, 对你讲的故事信以为真, 对你铺垫而后宣泄的感情给予了同样的共鸣, 甚至于洒下泪来, 一任泪奔血诵.
    《兰亭》征服观众靠的是逻辑力量、个性镜头、脱俗风格、大胆特写、意料之外的情节、一个个绝不马虎的细节. 编剧编导就这样最终把观众征服了,终场之后的静默, 流淌的眼泪, 持续的掌声, 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兰亭》剧组的能耐!
    最让人感动的莫过于片尾的诗意升华, 恰如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最后华彩的乐章,戛然而止的收尾,回味悠长的余音.
    今天现场摆了两张电影招贴画. 这两幅画我在电影院里也看到了.
    大家来看这两幅画面.
    第一幅, 当男女主人公不得不跳到水里急忙逃命的时候,观众完全想不到这个来自于生活的道具细节一一男女主人公居然能用这个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周敦颐)的荷杆呼吸, 逃过一劫. 这个画面看上去很美,青春的躯体与面庞, 迫近的危险情节中, 意料之外的荷管细节设计, 以及水下摄影的曼妙折射效果, 给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视听和心理感受.
    看到这里,观众对编导当然不能不由衷地佩服, 而这种佩服恰恰说明, 此刻为”间离效果”, 观众还没有完全沉进去, 尚处在”一觉独存”审视欣赏阶段, 观众自己(审美主体)还没有完全变成这场梦幻故事的有机的结构性元素.这不是一种缺憾,而是一种必要的过程, 电影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铺垫着往前走, 逐步将观众征服的.

    再看这幅画面,这个风烛残年满脸沟壑纵横却衣着素净的绍兴乡下老奶奶,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由演员扮演的. 不论她是不是职业演员, 我都认可她的表演. 她是绝佳且无可替代的一一当然这是导演独具慧眼挑选演员的结果.
    老奶奶镜头如此之少,给人印象如此之深刻,她, 突然就闪出来了, 在那样一个窄窄的灰色的巷子里. 此前没有任何交代,但此刻并不突兀, 正是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整个影片, 通篇在讲一个最简单的每个人都听得懂并且信以为真的”为什么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逻辑”一一 “太欺负人了”!
    老奶奶拿着棒槌出来,毫不犹豫地选择帮助那两个素不相识即刻断命的年轻人, 于是故事发生了逆转。两个被日本兵欺负到家年轻人的命运顿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他们转败为胜, 制服两个鬼子兵, 并把他们沉到水里去了。就此, 男一号林耕壮烈而令人信服地完成了从躲避\苟且\忍辱\负重, 到最后拿起武器奋起反抗的心路历程.
    第二次, 也是最后一次老奶奶出现的时候, 影片到了尾声, 男女主人公因殊死搏斗而捐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主题音乐的烘托下, 观众已经意识到”故事讲完了”, 导演通常会选择此刻将虚拟的主题升华与抒情进行到底……演职人员表也许就要打出来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老奶奶踱着小脚出现了一一那是何等壮美,又何等残酷的画面啊, 那是何等令人意外又何等让人期待的最后的情感补白啊一一我们看到了男女主人公的头颅, 给鬼子割了去, 吊在城墙边那高高的竿子上. 老奶奶迈着小脚爬上去, 此刻观众不明白,老奶奶要做什么.她十分费力地撑开了那把红颜色的韶兴人常用的油布伞.
    伞, 遮住了两颗头颅,
    ……
    泪水模糊了观众的双眼.
    看到这里, 再也繃不住了,索性一任泪水放肆地流下 ……

兰亭集泪


    从剧场里出来以后, 有人把话筒递向我,我不知道他们是哪个电视台的。记者问: “你好像很感动,你为什么这么感动呢?你个人的经历和这个内容有关系吗?”
    记者提问颇不得体, 非得我们家中有这种经历我才哭吗?这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 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史, 这是大义, 民族大义!
    如此民族大义,我们的年轻一代却未必懂得,因为持续泛滥的庸俗文化将他们的心灵蒙蔽了。电影人有责任把道理讲给今天的年轻人,这是另一种民族大义。
    很遗憾, 对于中华民族苦难的心灵史的描写, 并非都像肖风程晓玲这样严肃认真. 有些大个的导演, 甚至在国外获奖的导演, 对中华民族苦难的战争史心灵史,有着他们自己价值观的扭曲解读.譬如那些李安们,他们擅长于把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残酷的战争中那些中国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可歌可泣的历史,曲解成为另外一种风花雪月欲望裸露反抗不如合作的历史. 在他们的镜头语言中, 无非鬼子也是有人性的,汉奸是识文断字风流倜傥气质优雅的, 反抗举动是徒劳的, 抗日志士是野蛮的\无趣的\庸俗不堪的……所以才有《色戒》一类抗日战争背景下的”床上的盛宴”,所以才有大小汉奸为描写对象的小情小调小滋小味的多元化, 所以才有莫名其妙却夜半流行的解构真实历史的”抗日神剧”。

    《兰亭》这部电影, 最值得肯定的是影片的立意谨在于正确地阐述历史. 毛泽东曾经讲过,战争这个人类历史上的怪物, 一定要被消灭掉, 消灭它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革命的战争消灭反革命的战争,用人民革命的消灭法西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民反抗侵略的战争,具有无可争辩的道义性和正当性。

    本来, 林耕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少年,很有些赚钱的本事,还有一点儿小老大式的江湖能耐,他正在恋爱的当口上,混沌摊遇到一个美丽的倩影,让他魂不守舍。他非常谨慎地过日子,他的人生哲学:”生命最大,一切都是为了活的更好,如果把命丢了, 就不值了”。这样的人生哲学,反映的是小人物, 也是人的本能,谁不想活得好呢?这种人生哲学集合起来表述,或可叫作和平主义的文化。
    但是,躲进山里的林耕目睹了日本鬼子对家人\对朋友\对乡亲们的血腥屠戮,他从心里喊出了那一句血泪的控诉:”你们太欺负人了”!
    特别是他亲眼看到他们的大哥和嫂子被鬼子吊死的画面后,巨大的悲怆和刺激让一个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丢掉性命的和平主义者,一个愿意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的略带些小狡猾的跑码头的绍兴市民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心理逻辑极为充分地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抗者。和平主义者变成反抗者, 逆来顺受者变成爱国主义者, 仅仅是因为”你们太欺负人了”.
    当林耕成为一个反抗者乃至反抗行动的组织者之后,影片的节奏加快了,叙事性更强了,画面张力更大了,观众在心理上无条件地追随着反抗者的一个个具体行动,压抑的情绪得到舒张,复仇的快感时而跃动。
    故事细节与情感细节的堆积,终于经过热烈繁复的升腾到达观众的心理极限,侵略者的残忍麻木与无人性表达得淋漓尽致却不失历史的真实, 林耕与他心爱的爱人这两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 历史上注定默默无闻,然而在影片中作为男女主人公壮烈地死了……
    他们的头颅被挂在杆子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一你们太欺负人了一一此刻,观众服从认同了这个个关于战争的最简单的情感逻辑。

    昨天晚上我转发了一条方舟子的微博,方舟子微博里讲了一个”贺卫方逻辑”。什么叫”贺卫方逻辑呢?北京大学有一个教授叫贺卫方,他认为中国人一再受欺负,不是因为人家侵略者做错了,而是你中国人做的不对。人家跟你做买卖,给你鸦片什么的,干吗不按照市场法则来交易啊?你干嘛叫人家洋使者按照你中国的规矩给你皇帝下跪啊?因为中国人不讲法律、中国人不讲市场、中国人不讲规则,所以该打。
    当然, 这不是贺卫方个人发明的逻辑,而是无数反动文人对历史叙事有意的捏造歪曲。
    我们的文艺相当长时间以来,打着思想解放的旗号,打着拨乱反正的旗号,打着多元化的旗号,打着反思的旗号,若干片子沿着这样别出心裁的路子去搞小情调、去弄新思维、去弄新的独立的人格,其所阐释的所谓道理,背离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主基调,背叛那些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牺牲的烈士们的意愿,他们甚至迫不及待地歌颂汉奸美化汉奸为汉奸张目申冤。

    今天看了肖导程导的片子,有感而发,说了上面的话,对错任由大家评论,我不想把观点藏起来,也不想把眼泪藏起来。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兰亭,一脉相传的文化遗产,一千多年来,对书法,哪怕仅仅是对书写有感觉的人,都对其魂牵梦绕向往神往。三十多年前,我来过这个地方,是真的来过而不是神游。当年我在杭州商学院教书,武林门文二路到这里并不很远。
    但是,整部影片看下来,并没有一处具体写到兰亭,一个兰亭的镜头也没有。兰亭只存在于女主人公的想住之中。
    今天绍兴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也在,我想知道,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作品,像这部电影一样,对兰亭给予这样专门的厚重的阐释?有没有一部作品,对多情重义、热爱和平、不得不反抗、不惜流血牺牲的韶兴文化人格,给出如此准确深刻的个性化摹写?

    片子里还有好多意外的惊喜呢。譬如在鬼子走了以后,在被放了水的池塘淤泥里面,突然间画面出现纷乱的动作,天啊,竟然站起来一些泥浆人一一原来这些伤病员是躲在荷叶下哄骗过鬼子的。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情节构思!当泥浆群体站起来的时候,可以感觉得到,镜头从上向下摇移,淤泥中的雕塑,一群活生生的人物的雕像,以其独特的质感赫然地矗立在屏幕上。这种经典的史诗般的现实主义美学意义上的镜头处理,将那些不得不起来反抗的小人物,塑造得真实而动人.(未完待续)

(转载)沉默,也是一种声音(xushaolin827 )


 


沉默,也是一种声音



凤凰博报 由你开始
http://blog.ifeng.com/11641232.html




近日,中国首席女法医王雪梅在网上发表声明,称对中国法医队伍现状非常地失望,甚至是绝望,宣布辞去中国法医学会副会长职务,退出中国法医学会,表示从此以后坚决不参加中国法医学会组织的任何活动。



这一举动立即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开始微博上相关内容全部被删除,一天后又全部放开。



这位有着明星一样气质的女法医,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去年9月,在薄谷开来毒杀英国商人海伍德案件审判时,她曾对海伍德死于氰化物中毒的说法提出了公开质疑。此次做出这个举动的原因和目的,目前尚不明朗,但是引发她愤而辞职的绝不止北京地铁“马跃案”,她之前质疑合肥冤案的声音就一而再被封杀。她的举动引发公众对真相的再度讨论和拷问,更多的舆论则对她守卫良知和底线的举动表示肯定和赞美。



我在网上看了王雪梅接受访谈的视频,她哭诉感到很失败、很悲哀、很无助、很无奈,她悲怆地朝天仰望的眼神,流露出来的是,在体制和大环境下、在世俗的评判标准和各种压力下坚持自己职业追求的不易和艰难。没有能力改变现状,只能选择退出。



看到王雪梅说过的一段话,颇有些豪言壮语的感觉:“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可以不要家,甚至连孩子都可以不要,我可以不要脸甚至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但是,我决不能为了任何人、任何团体的利益而亵渎亡灵、出卖灵魂。”王雪梅此举,颇有秋瑾遗风:好将千万头颅血,一洗腥膻祖国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能改变现状,至少独善其身。别忘了,克己乃一大善也!



雪梅,这个名字真好听。“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对于王雪梅,千言万语,就凝集成两个字:致敬!



贪官层出不穷、城管街头施暴、校长性侵幼女、民警摔伤婴儿、法官集体嫖娼……类似的底线失守,已经成为社会的阵痛和文明的创伤。这是一个“强者愈粗,弱者愈鄙”的时代。个体卑劣频现以及愈发极致化的演绎,正在强烈冲击着整个社会的底线。诚然,大多数罪恶和卑劣的产生,往往都有背后制度的归因,都有得以发育的社会土壤。但这些罪恶和卑劣、堕落和沦陷,亦不可忽视人性底线的泯灭。



在当今社会,你可以选择沉默,但绝不可以编造谎言;你可以选择不为善,但绝不能跟着作恶。同流合污与助纣为虐,将来都是要会被清算的。也许,你无法抗拒卑劣和粗鄙,但你可以坚守底线,做好自己,这正是王雪梅辞职行为及其声明传递出的价值和意义。



有网友说:王雪梅的这一壮举,开启的是中国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不作恶,需要的是良心;不合作,需要的是智慧;拍案而起,需要的是勇气。



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并肩。沉默,有时是一种声音,像夏夜流莹的清幽声音,发出光芒,却不会灼伤別人;不合作,更是一种声音,也是一种力量。这是一种无声的抗争。



这样的抵抗方式表面上看上去消极,但它终究也是一种抵抗。这种态度,是对信仰的忠诚,是价值的笃定。不能改变世界,但可以拒绝被世界所改变。在粗鄙和污浊中,缺少的或许正是这种“自我”。与其说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遗世独立,倒不如说这是以笃定的价值和信仰,抗拒庸俗和浊流,为明天留存一颗纯净的种子。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三)



讲堂227期实录 周质平等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杨子云:谢谢两位老师,耿老师讲到胡适和梁启超时有一个判断,胡适先生是一个难得的在中西文化中比较自由的人,胡适和梁启超相差18岁,是两代人,周老师您怎么看胡先生和梁启超先生之间的区别,以及胡适先生在中西文化之间出入自由的背后的东西。

周质平:刚才耿先生说到胡适和梁启超的比较特别提到他们两个人对中国的传统和中国文化有一个基本不同,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耿先生认为比梁启超更批判一些。我们看胡适对中国文化或传统的态度,必须同时看他中文和英文材料。胡适以英文出版的东西,光是我整理出来的那一部分就超过2500-3000页,巨大的量。如果把他的英文材料和中文材料同时看时,会看到比较完整的胡适态度。非常有趣的是,胡适在英文里的态度更接近于梁启超,他在很多地方替中国传统和文化辩护。


比如在1941年他写了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民主中国的历史基础》,这篇文章里他从各个角度印证或找出来在中国传统里不乏西方文化里所谓自由、民主、科学态度,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找出来。比如讲到中国的考证学,前家的考证是科学方法最好的体现。讲到中国传统有两个主义最主要:一个是老子的自然主义,一个是儒家的人文主义。在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传统里对个人很尊重。我再举一个例子,讲妇女解放问题,在中文著作里,他对中国妇女的处境非常同情,而且说中国人的传统对妇女和小孩的残忍是人类历史上所没有的;可在英文著作里很有趣,有一篇文章说中国妇女的历史地位,在这篇文章提到先秦很多传说故事,比如某个朝代是亡于女色,亡于女色的话,说明女人的地位绝对不低,如果女人的地位很低,怎么可能被女人亡掉,还有西施等故事都证明中国女人地位相当高。还讲到武则天,在政治上有武则天,在文学上有李清照,一直往下推,推到明清时,在英文著作里说明清以来有300多个女作家,列了一个目录,在中文著作里说这300多位女作家,只能看出中国男性玩弄女性时希望女人作为商品,这个商品若能懂点文学更风雅一点。同样的材料,在英文著作里说中国妇女教育很不错,五、六百年前就有大批的妇女文学家出来。还讲到小说《镜花缘》里,说这种妇女解放思想是西方思想传到中国来之前就有,是中国固有的。所以看他中文材料和英文材料的比较才能看出胡适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往往是对同胞而已,希望激起同胞的反省。对外国人讲同样东西时,对中国文化和传统采取辩护的态度,这是一个有趣的比较。


提问1:胡适的思想,自由和民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周质平老师前面提到说自由和民主不是一群奴才建立得起来的。我希望周老师讲一下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现有的状况,谢谢!


周质平:胡适对民主的看法,在1930年跟他许多朋友有过一次辩论,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军国主义最发达时,也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最严重时,有许多当年本来是主张民主的人慢慢改变了他的看法,比如中国也需要独裁,其中包括丁文江。极少数没有改变的,胡适是其中之一。他对“民主”两个字的看法是:民主只是生活的一个态度,一个生活的方式。他觉得越是教育程度低,越是经济条件差的国家,越应该实行民主。如果生活条件差,教育程度低就不足以实行民主,我们所需要的只是馒头、只是吃饱肚子,这是对中国人最大的侮辱。中国有所谓的生存权,在前几年人权跟生存权里讨论哪个“权”更基本,我们的结果是生存权是更基本的“权”,得出这样的结论对自己很大的侮辱,我们只要馒头,不需要投票,无所谓。胡适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即使在冻饿边缘的人还是要有说话的权利。50年代他说过重要的一句话,共产党指使他的儿子胡思杜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的父亲是人民公敌》,《美国时代杂志》记者问胡适,你的儿子怎么也这样说你?胡适说这是最好的说明,“在中国不但没有言论自由,而且没有沉默的自由,而沉默的自由是比言论自由更基本的自由。”仔细想想,我们有多长时间是没有沉默的自由?是没有不表态自由的?必须表。这个必须表态或者没有沉默的自由,没有不表态的自由,远比没有言论自由更悲惨,我们在这样情况之下生活了几十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胡适对民主的看法,在当前中国还是非常及时的。换句话说,把五四新文化运动浓缩起来,其实只是个人主义的运动,突出个人在群体里的价值和尊严,如果一个个人没有价值、尊严和自由的,怎么可能会有一个伟大的群体出来?所以在他们看来,国家为个人而存在,不是个人为国家而存在的,我想这是胡适对于民主解释的精义之所在。


提问2:两位老师好!您提到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理解筛选西方文化。胡适先生有非常完整的西方文化训练,从西方角度看东方。如果谈未来东西方文明创新,回应东西方文明的新问题,比如怎么运用科技等问题时,您觉得哪种路径更优?


耿云志:我觉得从中国实际出发向世界先进的东西靠拢,是比较顺当的一条路。中国很长的一个时期乃至到目前,封闭心态还是很厉害,现在是开放的,但并不是全方位的开放,只是经济、技术、科学开放。在政治方面是不开放的或者很少开放。我们承认在科技方面可以模仿,在模仿的基础上创造,搞出自己的东西,但政治上绝对不可以,不能模仿,而且一再地讲述我们不能照搬西方。中国向近代过渡时期以来,任何一位有一点近代知识的,包括梁启超、胡适都没有照搬西方,都是结合了中国的国情。比如胡适被认为是全盘西方的,但他在建立中国学术系统时,充分考虑了中国现有的教育状况,所以制订了学校系统,一直推行到50年代初没有什么大变化。但这个学术系统跟美国很相近,切合中国实际又模仿了最先进的制度。再是制宪,他认为1946年国民党宪法是很好的,认为西方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吸收进来,而且结合中国的情况,同时提出最重要的提案是关于教育方面的,所有人都承认一个国家要现代化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我在1988年为改革杂志写了一篇文章《教育是现代化的基础工程》,美国非常著名的文学家马克·吐温讲过一句话:“要使自己的国家进步发达,做两件事就够了:第一搞好教育,第二建立专利制度。”教育非常重要。中国教育太不发达,在宪法上肯定下来,要国家大力发展教育,胡适提出一条,后来宪法好像采纳了这条:县级要把财政的30%用于教育,省级要把财政的20%用于教育,全国要把财政的15%财政用于教育。外国宪法里没有这个东西,胡适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现在让大家敞开讲话,说要有什么样的宪法,不靠谱的东西不会放,也会根据中国实际学习西方的东西,比如自由,提出一些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标准,比如说话自由、言论自由,这是所有自由里最基础的,人生自由,居住自由、通信自由等,这些得到保障,国家面貌就会有很大变化。


周质平: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得承认有一个价值是叫做普世的价值,我们在承认普世价值时不要过分担心所谓中国特色的消失,中国特色不会消失,虽然我说要全盘西化,但最后也会改成全新全意的现代化。如果说全盘西化太刺耳,叫“全新全意的现代化”总可以吧?不要老觉得在个过程里丧失掉固有的东西,固有的东西丧失不了,我们唯恐固有的东西太多而不是太少。我在海外生活了40年,我同意耿先生的说法,在整个中国人居住的地方来看,西化最深的大概没有比香港更深,150年的殖民地,但你在香港一待就发现处处都是中国特色,不是到香港就没有中国特色,到香港就不是中国社会吗?我深切感受到是中国社会。台湾也一样,经过日本殖民地、国民党几十年的统治,和西方接触比中国大陆多一点,都不影响中国特色的存在。所以在接纳西方文明时,不能先以这样的心理给自己一个保守的态度,尽量开放,最后出来的结果肯定带有中国特色,不可能没有中国特色,像麦当劳和肯德基卖的东西渐渐中国化了,卖油条,汉堡包跟美国的汉堡包不一样,有很多为了适应中国老百姓的产品出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杨子云:所以有生命的东西会留下来,该死的就应该让它死掉。感谢两位先生,今天的话题“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只是一个开头,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从梁启超、胡适、张君劢等一些民国人物,我们回头看时,发现1949年那一场国共战争截断了整整一个时代和人物,这些名字都成了一些熟悉的陌生人,有机会我会请两位老师讲另外的人物,比如吴稚晖、赵元任,大家有兴趣吸收大家可以买《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光焰不熄:胡适与现代中国》这两本书,都是九州出版社出版的。谢谢各位!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


嘉宾简介:


周质平,1947年生于上海,1970年毕业于台北东吴大学中文系,1974年获台中东海大学中文所硕士学位,1982年获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国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晚明文学与思想,胡适文学与思想。著有《袁宏道与公安派》、《公安派的文学批评及其发展》、《胡适的情缘与晚境》、《胡适丛论》、《现代人物与思潮》、《儒林新志》等;主编《国史浮海开新录:余英时教授荣退论文集》、《胡适早年文存》、《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胡适英文文存》等。


“燕山大讲堂”,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主办、腾讯文化频道承办的、网友免费参与的公众论坛,创办于2008年5月。燕山大讲堂坚持建设性、开放性、独立性、学术性。汇聚思想,容纳意见。培育国民理性精神,推进公民社会建设。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二)


讲堂227期实录 周质平等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梁启超与胡适


耿云志:谢谢大家。我的主题是“梁启超与胡适”。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引领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人物。胡适先生恰好接他的班,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思想文化向前进步的一个人物。在我个人研究中,对任公先生的性格和气质更喜欢一些。因为胡适先生给人印象是历史负担太沉重,他的一生过得相当沉重,使命感、责任感太沉重。梁启超这个人一生生龙活虎。我个人更喜欢梁启超,但胡适的沉冤必须昭雪,他被打入到十八层地狱,从十八层地狱捞到地面上来,自然很难。


梁启超跟共产党的过节没那么严重。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搞得特别厉害时,有几个大知识分子受到凌辱,有的被杀。当时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信中讲了对国民党、共产党不敬的话,私人信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讨论社会主义时,梁启超讲基尔特社会主义,使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高兴,辩论了一回,这没有什么,不像胡适抄老底的批判共产党、批判社会主义,所以把胡适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而且胡适崇拜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崇美、亲美的倾向,而中国恰好跟美国打了一大仗(朝鲜战争),共产党很想清除知识分子中崇美、亲美的人思想情绪,而胡适是崇美、亲美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于是胡适成了靶子,有领导、有组织、遍及全国的批判胡适运动展开了。这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功夫来恢复胡适先生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知道胡适是什么样的思想主张和怎样的人物。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了解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常常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五、六年前我在鲁迅博物馆做了一次跟胡适有关的讲演。互动时一位老先生突然站起来,说:胡适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令全场震惊。当时在场的青年人说“你闭嘴,这么大年纪,您歇歇吧。”我当时劝年轻人静下来,让他把话讲完。休息时我问他在哪儿高就?他说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已经80岁了,耳朵、眼睛都不好使了,估计青年人那些话他也没有听清楚。受过大批判胡适影响的那一代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卖国贼、崇洋媚外、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胡适:受梁启超无情恩惠,奠定学术方向


在胡适读书时期对梁启超非常崇敬。梁启超生于1873年,胡适出生于1891年,相差18岁。胡适出生那一年,梁启超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1895年胡适开始在家乡读书。这一年梁启超、康有为在北京组织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1904年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才知道梁启超这么一个人。他首先读书的一个学校叫梅溪学堂,有一次老师出题,谈日本怎么会强盛起来。胡适找到二哥,问他二哥就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胡适二哥受过中等教育,在上海做生意,二哥很不简单,胡适说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除了父亲以外,就是他母亲和二哥。他二哥给他找到《新民丛报》汇编(1902年《新民丛报》第一年汇编),胡适得到这一重要的参考资料,做的论文得到老师赏识。1905年以后胡适转入澄衷学堂,这时比较有系统的阅读了《新民丛报》,而且把这个刊物当做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在他后来《四十自述》里回忆说:我个人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无穷恩惠,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新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由于受梁启超启发,胡适后来立下来志愿要做中国思想史,几乎奠定了胡适一生的基本学术方向。


1910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辛亥革命发生时正在美国读书,对梁启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他有很独特的见解,他说:梁启超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国民党著名的编年史学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也说过同样的话,梁启超在1902、1903年时期给一班少年灌输过不少革命种子。1912年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后,胡适在日记里又有一段话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这个评价不得了,超过孙中山和黄兴),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胡适仍在美国留学,当时在日记里表示,希望像梁启超、张謇这些稳健派人物能够出来执政,“我国今日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 (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有可为。”。这是胡适希望的。以上可见胡适在留学回国之前对梁启超一直很敬仰。


新文化运动中,友谊与争论并存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跟梁启超的关系有点微妙——友谊与争论并存。胡适归国后,两人交往有很多也很有趣,有互相赞许有互相批评。


梁启超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到欧洲,他率领一个团队作为巴黎和会的会外顾问团,拿到政府津贴。1920年3月回国。恰好这时胡适《尝试集》出版,梁氏回国,读到此书非常兴奋,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还说他的看法,“窃意韵文最要的是音节。吾侪不知乐,虽不能为必可歌之诗;然总须努力使勉近于可歌。吾乡先辈招子庸先生创造粤讴,至今粤人能歌之,所以益显其价值,望公常注意于此,则斯道之幸矣!”胡适的白话文遭遇到少数人的顽强反对,但反对的人很少公开长篇大论,与之对垒。公开反对胡适不讲究押韵的人很多,梁启超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新诗也得有韵,没有韵不成诗。后来梁启超做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评胡适的白话主张。但胡适写了一封回信,逐条批驳。后来梁任公没有发表其长文,胡适的这封信我们也没有看到。


胡适对梁启超欧游回国以后写的《清代学术概论》非常赞赏,说“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也只有他能做这样聪明的著述。”对于梁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胡适许之为“ 任公最佳作”。但对梁氏做的《墨经校释》就不太恭维了。梁启超写出《墨经校释》后请胡适看,提意见。胡适也就不客气的对该书提出批评。但梁启超对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所以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反驳胡适的意见。不过让胡适不高兴的是《墨经校释》公开出版后,梁启超把他批评胡适的信放在书的前面,而把胡适对他书提意见的信放在书后,胡适心里不太高兴,说这是“任公不通人情处”。


1922年春天,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邀请到北大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演讲的主持人是胡适本人。梁启超事先说明,“不想做全面评述,只把我认为欠缺和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他的讲演全篇都是批评,他说“把思想的来源抹煞得太过了”,是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各派思想来源说得太简单;“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老子的年代大成问题;又说“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但时髦气未免重些,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批评得很尖刻。后来胡适给陈独秀的信里提到梁启超不通人情,但胡适很大度。


梁启超评胡适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1923年2月,胡适应清华同学之请,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上为青年学生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看后不以为然,嘲笑此书目文不对题,说他“明知国学最低限度,实际开列的书目,有些远远超出最低限度,而且有些必读的书却没有开列。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居然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都列上,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却没有,岂非笑话,简直是石破天惊的怪论。”然后下一个断语,认为胡适开的书目不合用,所以梁启超自己另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是又一次思想交锋。


这一年的3、4月间,发生了著名的“玄学与科学的大论战”,玄学派的张君劢和科学派的丁文江就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问题大开笔战。实际大家都知道当时参与这场论战的,梁启超是张君劢的后台,胡适是丁文江的后台。在胡适与丁文江的通信里,丁文江有很多次准备答辩的文章在通信里都跟胡适谈到过。虽然梁、胡两人没有直接上第一线跟对方大开笔战,但人们知道他们俩在幕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场论争出了两种集子,一种是科学派出的;张君劢另外编一部集子。文章都收进去了,编排上下了功夫,体现了不同立场。梁启超在他的《人生观与科学里》批评丁文江迷信科学万能,说人生问题有一部分科学可以解决,有一部分比如情感就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胡适发了一篇自认为很不庄重的小文章《孙行者与张君劢》,说张君劢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张君劢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一部分的人生问题,而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由此以为人生观的理论可以脱离科学的支配,胡适说“这只是幻想,正如孙行者翻了十八万里的筋斗,还脱离不了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张君劢发了那么多议论,实际还逃脱不了科学的支配。”梁启超与胡适直接批评的对象是丁文江与张君劢,但实际上好像手球比赛,把球砸在地板上,但目标不是地板,而是对方的网窝。丁文江的后台是胡适,张君劢的后台是梁启超。胡适批评张君劢,实际是批评梁启超。这一点,在胡适为《科学观与人生观》论战文集写序时就暴露得很清楚了。胡适说:“这30年来,‘科学’这个名词在中国几乎取得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蔑和戏侮的态度。直到民国8、9年间,梁任公发表《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在胡适看来,中国学界掀起反对科学、怀疑科学的逆流,梁任公要负首要责任。


这场争论过去后,这年年底梁启超跟胡适有过一次合作,共同发起纪念戴东原诞辰200周年的学术活动。大家知道胡适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外,比较深入的研究哲学家思想的,《戴东原的哲学》是最重要代表作。梁启超为这次活动赶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一次竟然连续写作34小时,文章结尾加上一句:我要睡觉去了。这很有趣,所以梁任公的性格很可爱。还有一次共事是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委员会,胡适做书记,梁任公出任图书馆的馆长。


纵观梁、胡二人的交往,五四以前胡适对梁启超非常敬仰,视为前辈,甚少批评;五四以后梁氏欧游回国,思想略有变化,他们有了明显的思想分歧,互相批评,有时很不客气。但就私交而言,没有受太大影响,1922年胡适在他《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仍然给梁启超很高的评价。1929年1月,梁启超生病期间,胡适恰好到北平参加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会,19日晚上到北平时,梁启超刚好去世了8小时,第二天胡适赶去参加梁启超的大殓,不禁伤感下泪。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再次对梁启超之死表示悼惜,说:“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的允许我(写它的自传)。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胡适对梁启超一生总的印象非常好,非常亲切。


梁启超旧学深厚 胡适西学中用


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期间引领社会思潮和思想文化进步的一个人物。胡适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引领中国社会和引领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进步的人物。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里说,“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这是胡适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评价。我引这句话主要说明梁启超和胡适都是过渡人物。


就治学方面而言,两人都极端重视中国的两头,一个是先秦,一个是清代。先秦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氏则有《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关于孔子及儒家、老子、墨子等一系列著作。关于清代,梁启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清代学术概论》,胡适除《戴东原的哲学》之外,只有几篇份量不太大的专题论文。他们的区别比较微妙,对于先秦,胡适最重视诸家的知识论与方法论,梁氏更重视其所谓宇宙观、人生观。所以梁氏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就说:“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现石破天惊的伪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肤浅或谬误。”胡适非常重视阐扬墨子的逻辑思想,梁启超的笔墨多放在讲墨子的兼爱思想。对于清代,梁先生虽然也非常重视清代学者考证学的成绩,但对于有清一代经古文学的变化和理学思想的变化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所以有《清代学术概论》那样优秀的著作。胡适除了对戴震(字东原)的反理学思想有高度的评价之外,最关注的是清代学者考证学。胡适关于考证学方法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在总结清代考证学的文章里总结出来的。


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旧学、整理国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气,成绩斐然。但两人的态度与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适先生只把国故当做研究对象,整理国故只能是用科学方法对国故加以整理,还其本来满目就可以了。用他的自己话说就是“整理就是从乱七八糟里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寻出一个真价值来。”胡适整理国故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态度,无情的把国故当做研究材料,就像法官断案一样,审判它到底有什么价值。胡适认为以往的学者多半都没有条理系统,没有进步、演化的观念,没有科学方法,而有太多的迷信和先入的成见,所以不能认识国故的真面目和真价值,往往有过多的玄虚和神化。所以,他整理国故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梁启超跟胡适不一样,他说整理国故,治国学有两方面缺一不可,哪一方面都不可轻视。一方面是把它作为研究对象,依据科学方法加以整理研究;另一方面绝不可忽视的是从国故里领悟天地人生的道理,从而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在梁先生看来国故包含着这两方面,所以不能像胡适那样只把国故作为研究的对象来对待,只用科学的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他说“对于国故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但作为德性修养的功夫则应该用内省和躬行实践的方法来研究。”胡适只作为批判、整理的对象,梁启超说要领悟先贤做人的功夫甚至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这只有用内省的功夫、用躬行实践的功夫来领悟它、认识它。


两人关注点有如此不同,是基于对中西文化态度有很大差异,即他们观察中西文化的立脚点不一样。胡适与梁启超都主张引进西方文化,努力做到中西结合,创造中国的新文化。这方面俩人没有分歧。但仔细分析他们的言论、主张以及实际学术活动有很大不同。28年前我写《胡适与梁启超》一文就说到,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要比他的西学根底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胡适恰恰相反,他所受的系统的西学教育训练,使他牢固形成的一套西方式的观念论与方法论,旧学对于他只是供其整理研究的材料而已。这是两人的立脚点不一样。梁先生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先生跟他不一样,胡适先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这是近年来所讨论的、有些人拼命反对的普世价值,中国每一次进步都跟认识普世价值,向普世价值靠拢有重大关系。中国要开放、面向世界才能进步,若封闭了,关上门自吹自擂就落后。胡适认为西方发达起来的这一套东西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所以他以西方的标准对待中国固有的东西,以西方相合、相近的东西加以发扬,相反则毅然舍去或置之不问。胡适对中西文化问题的根本估计,认为西方文化比自家向前多走了一步或先走了一步,他们已经进到现代,我们则还没有完全走出中世纪,所以我们应当虚心地向西方学习,既然要学人家,自然要以人家先进的东西为目标、为标准,要仿效,仿效多了,熟练了,再求创造。梁氏虽然也不否认西方的先进,但认为中国自己有非常丰富和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关于人生观方面的理论学说比西方人高明。我们学西方只能根据我们的需要选取我们所缺的东西,而人生观方面西方人要向我们学习。这是梁氏跟胡氏非常根本的不同。梁启超说“孔子的’仁学’是全世界唯一无二的至宝,这绝不是用科学方法可以研究出来的,要用内省的功夫实行体验,体验后躬行实践,养成美妙的人生观。”这是梁启超对西方文化不太了解或有点偏见的人常常这样,觉得西方只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中国比差远了,西方要向我们学习。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就这样说。梁启超又说,“看西洋人何等可怜!肉搏于这种机械唯物的枯燥生活当中,真可说是始终未闻大道。”这说得太过了。如果理性一点说,中国古人有自己的道理,西方古人有他们的道理,两方道理孰高孰低很难定论。


这两位先行者各有各的道理,但关照中国近一百年思想向近代转变的过程所发生的个人的、家庭的、团体的命运变化,我研究近代史先从政治入手,做民国史,从清末开始研究,研究立宪运动,后来到民国时期的一些专题,会接触到一些具体的案例,个人的经历、变化,家庭的经历、变化,团体的变化。根据这些观察,我觉得梁启超先生的主张更顺当一些,他主张从中国人的立场来选择西方优秀的东西,于我们有益的东西,能够为我们的人所接受的东西。胡适主张按西方标准看中国传统,哪些东西合用就用,不合用都就丢掉。两个相比,梁启超先生的主张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些,也更容易实践一些。从梁先生一生的经历,他的主张得到贯彻,有实际效果;而胡适先生的主张虽然有道理,但一般人做不到,因为我们对西方文化毕竟有隔膜,胡适先生在美国生活26年之久,而且善于交往,交了那么多朋友,深入到美国文化底层,很了解。对此,一般人做不到,到美国讲学几年、做留学生几年,没有胡适那本事跟底层人做深层的交流,对西方文化始终有隔膜。唐德刚先生也善于交往,但他承认尽管在美国生活了几十年,跟美国文化还是有距离。胡适很自然。1994年我为发表《胡适档案》写了长序,说胡适在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里生活得很自然、舒服:在西方很自然的吃西方的饭、穿西方的衣服、说西方的话,在中国,吃中国饭、说中国话,穿中国的衣服。70年代后期有一个大学的学者写了关于胡适的书,有一个插图是胡适西装革履的站在中国教室里。我说这不对,胡适在中国从不会这样,胡适在中国纯粹是一个中国式的人,在西方就是一个地道的西方人,他能做到这一点。所以他能够用西方标准选择中国的文化,并且结合得很好,我们一般人做不到。所以梁任公先生文化主张在实践中贯彻得比较顺利,而且一家子女都有所成就,“一门三院士”,古代”一门三进士”都是不得了的事,任公先生家“一门三院士”。治学方面的比较就讲这些。


胡适与梁启超的政治追求


下面讲论政。梁启超先生一入世就卷入到政治漩涡里,1895年22岁在京城组织公车上书,同时在北京办《中外纪闻》报刊,接着到上海办《强学报》,1897年在湖南办实务学堂,推动湖南维新运动,1898年直接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到日本办了好几种有重大影响力的报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等,都是谈政治的。而且参与组织和发展保皇会,组织政闻社,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等等。1912年归国以后,组织政党参与制宪,出任部长,策划反袁的护国战争。梁氏一直在中国政治漩涡里,沉浮无定。他希望实行宪政,清末追求宪政,民国还是追求宪政,但都没有实现。他曾幻想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路,但结果他的想法落空。在政治上唯一做成功的一件事,是1917年到1918年说动朝野参加欧洲战争,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第一次在国际社会赢得说话的机会。


梁启超最早从1914年开始萌发了想要退出政治的想法,他于1914年辞去政府职务,避居天津,第二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在发刊宣言中梁氏表达出对政治的极端失望。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接着说:“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谈,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谈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本来梁氏已下决心,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用心于思想学术活动。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参加护国运动。再后,又有张勋复辟。因为他有大功于护国事业,后来再度加入政府担任财政总长。但不久觉得他的主张很难实行,所以完全失望退居天津。1918年夏,梁先生即已考虑“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治。”到是年10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出游欧洲前夕,梁氏与他的几个晚辈朋友作竟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920年欧游回国后,彻底告别政坛,加入学术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梁启超一生搞政治,后来失望乃至绝望,退出政治舞台。胡适刚一回国说下定决心要用笔和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以偿报国之志。回国后的观察,更加坚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上为改革政治打下基础的决心。1919年发表“问题与主义”的三篇文章之后,两年多时间仍坚守其学术园地的耕耘。到1922年夏,他终于感到不得不谈政治。这一年他与朋友合作办起《努力周报》,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尽瘁于思想学术,不当谈政治,认为他走上“歧路”。胡适写文章说他的苦衷,说他回国两年,一直不谈政治,直到1919年夏,陈独秀被捕,接办《每周评论》才有不得不谈政治的冲动,于是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但暂短的辩论过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学问。以后两年多,并没有多谈政治,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实在非常不满意。大家都撇开具体的政治不谈,而高谈各种主义。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人们尽情高谈各种主义,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失败,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胡适说“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胡适由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是有感于国内舆论界、思想界高谈主义不谈具体问题。这是胡适先生和后来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本分歧。胡先生主张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要高谈我主义,空喊口号。胡适因为被刺激不得不出来谈政治;梁启超因对政治失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有些近乎迷梦而至反省,从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从事著述。胡适是对政治舆论界极端失望,而决心部分地离开学术而参与政治,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中国跟激进主义、空谈主义的人走,会走到悬崖绝壁上。(虽胡适没有如此说,但我们看后来中国发生十年文革的情况,真是走到悬崖绝壁,是高谈主义的后果)所以他不忍心袖手旁观,要出来谈政治。


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都追求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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